【台湾看中共百年】两岸比的不是政治制度 而是治理体系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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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角逐有了新的参与者,尔后在形势发展下,以国共分合为现代化主轴,再到1949年两岸分治之后,双方仍一直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现代化道路上较量。

在同样是战后破败的基础上,两岸历经70余年的发展,台湾确实曾经有过优势,非但没有经历过大饥荒与大规模枪杀地主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且在各层面皆有亮眼政绩,例如以繁体中文扫盲的高水平国民教育、亮丽的经济成长、低度贫富差距等等,冷战时期的建设与发展,让台湾的GDP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达到整个中国大陆的近半之多!

台湾1995年开办的全民健保,曾受到多国前往取经。(多维新闻网)

台湾“治理体系”受到政治与行政改革冲击

好景不常,台湾的“制度优越性”在1990年代中后逐渐松动。当时台湾正大力开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除了各级选举外,在治理面向上,受英美“新公共管理”浪潮引领,多间原本担负公共治理职能的公营企业开始民营化、私有化;再加上“精省”前后职能重组,台湾政府以往对社会经济治理、长期经济蓝图的规划与执行能力,遂大幅减弱,尤其是三度政党轮替的过程中,许多“旗舰”建设一再变更,延续性也极低。而社会价值转变与环保运动风生水起,也让某些重要建设面临瓶颈,不断增添沉重的财政负担与厂商索赔压力,核四厂就是“认赔却无法杀出”的代表。

更糟糕的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未能兼顾社会公平正义,导致特定人士享有相关“红利”的“黑金政治”,也让贫富不均开始拉大,台中研院士朱敬一分析2017年财税资料发现,家户所得最有钱的1%,享有全台湾11.29%所得,这就是台湾民富差距拉大的结果。

此外,公营企业民营化浪潮中,许多企业所有权以极低的代价转移至财团,再加上进入2000年后的两次“金改”爆发诸多弊案,也动摇了不少以“均富”为基础的社会价值。郭婉容、刘忆如母女先后担任台湾财长,但都因证所税而下台,就是对“资本利得应用来促进均富”价值动摇的表征,也因为资本与政治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台湾长年来投资不足、加上产业外移,遂有“空洞化”倾向,许多GDP金额的产出地点,其实不在台湾,而本地资金多流向房地产,造成房价所得比节节飙升、“无壳蜗牛”长年哀鸣。

中国大陆的“治理体系”急起直追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则急起直追,除了数度进行农业改革、废除农业税、松绑户籍制度外,在公共建设上亦有高速公路五纵七横、铁路四纵四横(后改为八纵八横)的成果,高铁技术更输出至土耳其、俄罗斯与印尼等国。

中国大陆高铁进社已走向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图为首条民营资本参与的杭台高铁。(微博@那世钢)

而在社会治理面,举凡食品安全、数码金融、医保异地结算、环境治理等议题,近年都有不少发展,就连长期未被当作首要问题的绝对贫穷议题,也在近年借由大规模“脱贫攻坚”,而在2021年基本清零了绝对标准上的县级贫困区。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中共将更注意“治理”这项关键命题。

在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下,2020年中国大陆的GDP总量突破100兆人民币,台湾GDP总量与其相较已萎缩至只占4.51%,过往的荣景也难再复见。

以前好 不代表未来好

虽然时至今日,台湾仍然具有优势,例如中国大陆知名微信公众号“宁南山”近期即曾分析,大陆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人均GDP超越台湾(包含最先进的北上广深),若是拿省来做为比较人均GDP的基础,台湾更会拉大与大陆各省的优势,显示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台湾还是有一定的“家底”在。

但是过往好、不代表未来仍会好,诚如先前所提,台湾在社会经济政策面向,受到政治改革、政府改革的冲击,产生重要的负面效应,再加上政策延续性跟技术官僚主导性遭受侵蚀,在很多治理面向已有大陆做得比较好的趋势,值得台湾警惕。

尤其是以四年为一期的“国家发展计划”,深受台湾执政者的更迭而变换,大大降低台湾整体发展目标与资源挹注的一致性,相较于中共五年计划或者规划的一脉相承,台湾的政策剧烈变动有相当大的劣势。

两岸“黄金交叉”?铁路治理与新冠肺炎治理差距

两岸此起彼落,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铁路治理。中国大陆铁路近年来急速建设,也曾面临到治理“短板”,例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前后列车追撞导致死伤惨重,事故后对现场高强度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不少民怨,尤其面对质疑掩埋车头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救援、而是抢通车,官员一句“反正我信了”,曾引起世人高度讨论。但是此事之后,中国大陆铁路没有再出现重大人为意外(2020年T179事件是自然灾害),高铁系统也陆续输出至其他国家,并不断增加研发能量与推出新产品,安全性如今已不再遭受质疑。

反观台湾,2018年普悠玛列车事故、2021年又发生太鲁阁列车意外,一共造成67人死亡、400余人轻重伤,令人纳闷的是,台湾轨道建设经费并不短缺,且三年内发接续竟连续发生严重伤亡的人为意外事故,显示台湾在铁路安全治理面向上,存有极大的系统性缺陷。

2021年太鲁阁号事件,再度重撼台湾人对铁路安全的信心。(中央社)

另外,2021年5月台湾本土爆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台湾的公卫治理能力也备受质疑,特别是在筛检量能上,竟然出现PCR检测仪由于大多仍为“半自动”机器,导致筛检大塞车,加上检测政策的要求,最后官方甚至出现“校正回归”这种闻所未闻的政策概念,但是较台湾稍晚才爆发疫情的中国大陆广东省广州市,在6月10日就完成全城1,800万人的核酸检测;更早之前,河北省石家庄市借助“火眼实验室”的能量,在3天内就完成1,300万人的核酸检测。台湾面对的治理难题,在现在的大陆各省市,是几日内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在台湾,许多媒体与政客看到的往往是两岸间“民主”与“专制”之争,但这本身就带着西方僵化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从而忽略了政治制度的本质,是透过治理能力的提升,让民众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这也是台湾对大陆的“心结”之一。当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成为中共标举的“第五个现代化”之后,也突显出两岸之间的政治博弈与对社会民众的召唤,已不再只是政治制度之争,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与官方的“纠错”能力。

中共百年党庆在即,台湾政党与社会对此普遍无感与无语。但中共百年的论述与作为之中,台湾问题却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义,对台湾来说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本组议题将站在台湾的视角,去提问中共百年对于台湾的意义与影响,从政治、经济、理论、思想面貌、历史与访谈等多重角度,组成台湾应有的中共百年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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