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看中共百年】台湾掌握的“社会主义”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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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党庆在即,台湾政党与社会对此普遍无感与无语。但中共百年的论述与作为之中,台湾问题却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义,对台湾来说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本组议题将站在台湾的视角,去提问中共百年对于台湾的意义与影响,从政治、经济、理论、思想面貌、历史与访谈等多重角度,组成台湾应有的中共百年视野。

中共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党庆,台湾对此虽然陌生,但其实台湾经济政策隐含诸多社会主义元素。图为中共建党百年烟花庆祝。(人民视觉)

中共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其建党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类似的目标对台湾而言其实并不陌生。而这种熟悉感既有来自于历史的,也有来自于现实的。

来自历史的熟悉感,是国民党自1949年迁台后,带着失去大陆的包袱,相信蔣介石在无数輾轉難眠的時刻也思考着究竟为什么会败给共产党。在此暂且不谈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回顾中国历史,或许就可知国民党因为几个原因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

压在国府身上的三道内战印记

其一,是国民党在战后对于沦陷地区,比如东北地区接收政策的失误,国民党以胜利者之姿接收东北,甚至进行币制兑换,比值为1:200,但这对一般民众来说可谓是“经济洗劫”。因此有人戏称“接收”成为“劫收”。币制改革也直接导致全国性的通胀,货币政策因而失去弹性,民众对国民党信心也大失。这跟民众原本期许的和平建国、恢复民生的想望有落差。

而大陆民众的感受其实跟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起源是类似的,国民党接收台湾时,台湾人也盼望在脱离日本殖民后,能有较好生活,但国民党政权为了支应内战,导致台湾民不聊生、物资短缺、就业出现问题等,民众的心理落差感与困顿感从生进而引发抗争。

其二,是国民党为了内战导致财政政策被军事费用绑架,因此采取宽松货币政策, 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到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内猛增1,180倍。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严重的恶性通胀;其三,是土地政策上,共产党取得了先机,掌握了土地问题,也掌握了社稷根本,紧抓住民心。

国民党败下阵的三个原因,也延续到撤退到台湾后的经济改革上。台湾中研院经济学者瞿宛文便认为,战后国民党政府是以“救亡图存”的民族情绪作为动员能量,来推动经济发展。

迁台后,台湾省主席陈诚主张“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实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之后又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此时期陈诚的声誉乃是来自民政与经济,跟大陆时期可谓大相迳庭。图为1958年,陈诚接待伊朗国王巴勒维。(截图自凤凰网)

可以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改革是以内战的失败为对标来进行。也因此,国民党来台后陆续推动一系列的土地改革,包括“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等等。试图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找到治国的药方,而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精神实是两岸所共享的。

两岸经济发展互为参照系

国共两党虽然治理思维不同,但经过百年前“共和危机”在各种政治上、制度上变革讨论的洗礼,两党对提升民众经济生活与小康社会的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虽然国民党到台湾后,宣称走的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但实际上,国府执政时依赖的三民主义思想,其实带有偏左的意识形态,包括在台初期推动的土地改革、对于最低工资的保障、甚至在研议社会福利政策如健保制度等。也因此,两岸虽然处于分断体制,但在某些治理的思想上仍存有相似处,甚至于两岸分裂断后,彼此便开始新的互相参照与学习的历程。

国府的统治在天时地利下加速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刚开始并非直接走向经济自由化道路,而有计画经济的管制,历经进口替代、出口加工等政策转变,并通过产业政策扶植重点产业,今日台湾引以为傲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是在一系列的改革中建立起来,这些“台湾经济奇迹”之下虽然有自由开放的因子,但背后其实充满政府政策支持的影子。

也因此,大陆在改革开放前后,以至于走向计画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双轨制”历程中,也参照许多台湾的经济政策,包括金融市场的建构与管理、或是像大陆沿海的经济特区,某种程度上也是参考台湾的加工出口区,毕竟当时台湾已存在诸如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台中加工出口区等成功范例。

而当台湾历经民主化、进入2000年之后,两岸实力与环境丕变。台湾深陷在“民主”价值维护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运作,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上乏善可陈仅求安稳。面对不断变化经济环境,难以超前部署。

大陆早期的出口区政策某种程度也参照了台湾加工出口区的经验。图为一批国产铸钢管堆放在江苏连云港散货码头外贸出口区等待装船出口。(新华社)

反而中国大陆在快速陆崛起下,对于各种“新经济”与“新常态”做出许多有效回应与规画,其发展路径与方式促使全球都得仔细观察,就连台湾也不得不回过头来参考大陆的政策。

或许这种两岸发展的翻转会让台湾民众难以调适,但从国共两党的纠葛,到两岸过往经济治理的互相参照,反而更应能掌握彼此经济政策的逻辑。正当全球皆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与反扑时,台湾青年在经过20多年经济停滞带来低薪、高房价的牢笼充满不满,对于反资本主义、挺劳工等言论多能感到共鸣。

不过,这种“反资”的抵抗顶多停留在情绪层面,这导致民众难以对自身的遭遇抽丝剥茧,也难以去思考在反对资本主义后应该怎么办,而对社会主义虽然接受度开始提高,但只要一遇到中共,又被反中情绪淹没,难以针对经济发展开启理性讨论,反而只会将自身在经济生活遭遇的挫败都归咎于中国大陆的崛起。

长期下来,这样一种只有情绪,没有理论与实际政策的施行只是在耗弱社会能量。事实上,台湾如能放下抗中意识形态,梳理过往至今的政策变化,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政策,或许会比其他西方世界更容易掌握通往未来世界的钥匙。

虽然现在的台湾多对中共建党百年感到冷漠,但实际上台湾民众依然活在百年前的历史遗绪当中,不论是国共内战的遗产、还是两岸关系的新阶段,在在影响着方方面面,中共建党百年给了台湾民众一个机会看到彼此的变化,这百年的历程并不能谓“与我无关”,而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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