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秘访华50年】美中俄三方博弈的漫长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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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50年前,精研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外交战略的美国国安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通过巴基斯坦秘访中国大陆,由此开始冷战的世界格局逐渐有了质变,除了形成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外,更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涵盖面向不仅止于政治军事,还有经济及意识形态层面。

就国际政治结构来说,基辛格到访北京前,刚好是冷战最炽的1960年代,美中苏三角当中两两彼此互相敌对,同时间世界局势多有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淖与反战浪潮中、苏联入侵捷克与斯洛伐克、中国大陆内部爆发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都让当时的国际局势显得十分紧张,不过,转折点也从此萌芽。

基辛格迄今仍活跃于中美外交场上。(新华社)

美国的算盘

1968年时,美军驻扎在越南人数高达50余万人,是年美国与盟军虽收复了顺化,但也付出惨重的人员伤亡代价,此役与北越的“春节攻势”,再加上美军与盟军大规模轮奸跟屠杀当地人的消息频出,让美国民众对越战的态度有了转变,迫使当时美国总统詹森(Lyndon B. Johnson)不但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并打算将美军逐步撤出越南。

1968年底,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美国总统,面对国内的反战压力以及长年耗在越南战场的兵疲马困,他不仅提出越战“越南化”政策,更与国安事务助理基辛格认为,必须谋求改善大国关系以减缓越战带来的国内困境,并补强冷战当中的美国优势,而寻找其中的支点并撬开三角关系的战略能动性,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根据在21世纪解密的资料,1969年初尼克松与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会谈时所透露的构想,其实是打算把苏联跟中国大陆均视为大国,并与二者平行发展关系,但他也坦承,与中共创建关系非常困难。从这个出发点来看,美国一方面试图撬开国共内战后期即坠入低谷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则更有循着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局势、长居美中苏三角当中“枢纽”位置的战略企图。

越战是促使美国战略转向的关键因素。图为1965年3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长纵队从岘港空军基地向327号山丘移动。(AP)

苏联的响应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1960年代以来中苏共关系不睦,甚至还在1969年爆发珍宝岛冲突,让苏联大有两面作战的危机。当时苏联才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举入侵,苏共总书记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一改前任政策、推出“布里兹涅夫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述,在这个大家庭下彼此分工、主权有限、且苏联是主要利益攸关者。

虽然苏联试图维持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身分,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与中共等社会主义政权都反对“布里兹涅夫主义”,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关注点已经不局限于欧洲大陆,苏联还是有战略风险。

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也在日后回忆,当时莫斯科希望与华盛顿展开对话以缓和关系,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注意到美国政府正在主动向中共做出姿态。尼克松上台前,美苏的“缓和”(Détente)已有迹象,特别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尼克松上台后,苏联态度更为积极,双方进行了第一轮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1972年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且苏联与美国舒缓紧张关系的意愿,也未因尼克松于水门案辞职下台而改变,1975年双方仍签订《赫尔辛基协议》,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止。

中美的突破

对中共而言,1960年代晚期也面临艰难的挑战,除了内部有文革动乱外,中苏关系不睦、中印边境战争甫结束不久、再加上美国的冷战围堵,都让北京在国际上陷入非常孤立的局面。但是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现美国对于深陷越南战争亟思突破,使其能准确接收到美国释放的信息,为双方开启接触与对话的机会。

1971年7月,周恩来(右)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左)。双方发表的会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应邀访华。(VCG)

1970年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共传话,得到北京的响应后,基辛格在1971年出访巴基斯坦期间顺道秘访北京,时任大陆总理的周恩来对于双边关系正常化提出了台湾地位问题的但书,也得到基辛格很大程度的附和,基辛格甚至非常诱惑地提到“我们在台湾驻扎的6,000名士兵,直接与我们在南越的作战行动相连。所以,如果越战问题解决了,那些军队也就不再需要了”。

在双方达成基础共识后,1972年尼克松顺理成章访问中国大陆,也签署了突破性的《上海公报》,为双边关系“正常化”铺路。七年后美国与台北断交,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创造相当温和友善的外部条件以及庞大市场,同时双方也推展各方面的合作交流。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

基辛格秘访北京前,美国与盟友“反共意志”仍相当坚定,举凡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爆发,都显示美国对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仍聚集在艾奇逊(Dean Acheson)时代奠定的围堵政策上,地缘政治与其背后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考量,可谓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但在东亚地区,1950年代艾奇逊防线(Acheson Line)的永恒性,最后还是被美军长年陷入亚洲战场的反作用力消磨殆尽,美国回到更为现实的战略考量上,开始在东南亚战场“卸责”,转而使用更多灵活的外交手段来达成战略目的,而缓和大国关系的前提就是要清楚彼此的红线、并在其他次要议题有所让步。当然,对美国而言,结束越战的核心利益最后牺牲了寮王国、高棉共和国、南越共和国以及台北这些盟友,由它们承受惨痛乃至于覆亡的外部后果。

基辛格因为“调停”越战,与越共高阶领导人黎德寿一同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VCG)

在基辛格的协助下,美国的国际战略顿时少了意识形态考量,多了现实利益的盘算,而这些变化都在昭告世人,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更没有永远的敌人,唯有国家利益而已,如果过度乡愿地认为“理念相近”作用力可以大于国家利益、无视班班可考的血泪教训,则“被出卖”的怨恨只会在悲剧发生后不断萌发。

整体而言,美中俄三边关系自基辛格秘访北京以来,质变已历50个寒暑,但期间跌宕起伏,都展示着三角博弈中现实利益基础才是王道。放眼当前三方关系,美国对中战略还未明朗、美国对俄关系似有舒缓自2014年以来的紧张迹象、中俄关系则被北京官员称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俄国显然是待价而沽,如此可见新一波三方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已在进行,而这波转折最后又会是谁得利、谁被牺牲?历史的镜子或将能提供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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