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整顿出版界 台湾何以成为反共书刊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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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香港书展首度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后举办,现场展出许多亲官方的“红书”,但其他可能触碰国安红线的政治书籍几乎绝迹,反映过去出版许多反共书籍、百无禁忌的香港出版界正在转变。同一时间,台湾则正在取代香港,成为两岸三地出版“反共”书刊的重镇。

香港书展7月14日在湾仔会展开幕,习近平的著作摆放在明显位置。(香港01)

在冷战年代,政治相对宽松的香港曾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禁书的出口,即便在1997年回归后,香港因为一国两制仍然保持了高度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因此各种声称“揭露”中共高层权斗、乃至高官私生活“秘闻”的反共书刊,在香港仍然坐拥一定的市场。

直到2015年,以出版和销售丑化中共的“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股东和经营者,因为涉嫌向大陆输入这些禁书,遭到大陆公安逮捕调查,此后香港和内地的“禁书”生产链才偃旗息鼓。

而在去(2020)年《港区国安法》施行后,香港康文署更陆续从图书馆下架鼓吹港独和反中的书籍,如岭南大学前助理教授陈云的《香港城邦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的《香港民族论》、余杰的《卑贱的中国人》、何俊仁的《我向霸权宣战》等等,也使得香港的印刷商更不敢印制政治敏感书籍,出版业也吹起“自我审查”之风。

在新情势下,也有出版业者一走了之,像是曾出版多本中国政治敏感书籍的“明镜出版社”,在国安法施行后就立即结束在香港的业务,将工作人员撤出香港。明镜出版的书籍包括小说《黄祸》、《中国六四真相》和《中共太子党》等等。

《港区国安法》施行后,香港康文署陆续下架图书馆内可能违反国安法的书籍。(多维新闻)

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近日接受陆媒《环球时报》访问时说,未来港府的工作包括阻止宣传“港独”等内容进入报刊、书本,并提出各行业要自我审视,履行国安法要求的国家安全义务。凡此种种,皆可见在国安法雷厉风行下的香港,部分反共人士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利用一国两制所赋予的出版自由,将香港当成反共的宣传基地。

与此同时,原本在香港出版反共、反中和港独等政治书籍的业务,却逐步地转移到了台湾。比如说,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在2019年“流亡”至台湾后,就通过对外募资,在台北市重开了一家铜锣湾书店,书店内挂着大面幅的台独和港独旗帜。他除了持续贩售政治书籍,也成为台湾媒体喜爱的访问对象,经常请他针对香港的时政发表批评中共的看法。

著名的美籍反共作家余杰则自称,其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原计画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却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造成的压力,该出版社放弃出版。他更提到,2013年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在深圳因走私罪被捕,被捕前正筹备出版他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余杰说,因他的书在香港无法出版,最终转而在台湾出版。

而目前余杰在台湾出版的政治书籍,除了上述两本外,还有《卑贱的中国人》、《纳粹中国》、《我是右派 我是独派》、《中国乃敌国也:台湾与中国关系新解读》、《今生不做中国人》、《香港独立》、《习近平:丧尸治国》、《病毒、谎言、大外宣:中国造假如何毁灭全世界》等等数十本,内容无不流露出鲜明的反共立场。

美籍反共作家余杰2020年的著作《病毒、谎言、大外宣:中国造假如何毁灭全世界》,由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Facebook@余杰)

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得日前表示,“台湾为全世界出版最自由的国家,欢迎在中国不能出书的人,都勇敢到台湾来出书。”在蔡英文政府带头“抗中”的情况下,台湾的出版市场目前的确充斥许多大陆和香港出版不了的书籍,例如经常替余杰出书的“八旗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之音”专栏作家何清涟的《中国:溃而不崩》、《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等书,同样抱持“反中”立场的台湾出版社还包括“前卫”、“主流”等等。

可以说,在香港进入“一国两制2.0”时代,积极用国安法大力整顿教育、文化和出版等领域后,台湾就很自然地接替香港,成为了反共书刊的重镇。只是李永得自认的“出版最自由”恐怕也不是事实,否则大陆童书《等爸爸回家》也不会被民进党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大陆出版书籍进口台湾也不该屡被传出遭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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