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三子陈健民抵台任教 会否给台湾不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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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健民于当地时间7月20日于个人脸书(Facebook)证实,他已接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邀请,成为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政大社会学系担任客座教授,开设包括“社会运动”、“当代中国社会”等课程,并称未来除了教学之外,将会闭关写书,静思走过的路,“希望一年之后香港再见”。

陈健民因2014年的“占中”事件,于2019年4月被以“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等罪被判入狱16个月,于20202年3月出狱。其以和平占领中环“违法达义”的做法,在许多建制派及内地民众看来,肯定更偏向“反中乱港”份子而不受待见,但在“港台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及太阳花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对陈健民更多的应该是好奇与亲近,并希望从他身上了解台港两地的社会运动差异。

香港“占中”案9日上午法院裁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被裁定“串谋公众妨扰”罪名成立。图为9名被告稍早进入法院前,与支持者齐呼口号要求真普选(中央社)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最为激烈失控之时,陈健民仍在狱中坐监,虽偶有与外界的书信往来,但对外界情况总是无法太详细知悉,大多是流露出对抗争者的同情及对港府当局的不满。可以想见的,出狱后的陈健民看到反修例风波的结果、港版国安法通过、立法会议员DQ等事件后,对港府及北京必然是“哀莫大于心死”。

陈健民在社会学上的专业能力不需过多质疑,但其特殊的经历与见识,在赴台任教时若对当前香港抗争运动或大陆对港政策的理解,仍与台湾的主流论述相异无几,仅是细节之处“补充”实务及理论上的看法,但大体方向上与台湾的固有认知一致,而无法带给台湾关于香港“一国两制”、陆港关系及大陆对港思维的更多反思,那无疑过于可惜。

从历来的言行视之,陈健民都难被认定为鼓吹分离主义的“港独份子”,但他对民主与公民社会有十分强烈的执着,并对内地的政治体制始终抱持戒心与批判。他认为香港有十足的条件,值得拥有更加民主的政治环境与体制,也相信更加民主的香港能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甚至成为大陆民主化的示范地。因此他对北京不愿给香港“一人一票真普选”难以谅解,更对北京近期紧缩的治港政策难以释怀,认为北京进一步压缩了香港本就狭窄的民主空间。

这其中当然忽略了香港政改进程中所冒出的分离主义因素,而究竟是北京自始自终不愿给香港民主,才造就了“港独”窜起坐大,抑或是分离主义的蔓延,导致北京对香港政改有所疑虑,向来都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各说各话,就如同有民主派坚持北京的最终底线就是“831方案”,但亦有张炳良、张文光等民主派人士提出北京当时确实有意妥协到针对选委会组成进行改革,以达到广泛民意参与的程度。

雨伞运动期间,港府曾与学生团体间就普选方式谈判,然在全民直选与选委会投票间难以达成共识。(香港01)

陈健民对香港人追求民主价值的希冀使其对港独及激进主义倾向更多包容与理解,他虽认为“港独”只是一种“幻想”,但同样是年轻人对“民主”尚未死心的证据,而对于反修例期间不断延伸的暴力与勇武,也被他解释为对民主的追求与对暴政的抵抗。陈健民当然不会有“一人一票”就是民主这般肤浅的理解,更具体的说,他大多在倡议公民社会的参与及民主的深化,但普罗大众对公民社会最直接的想法便是抗争与选举,民主的价值自然也就在无形中走入偏狭与窄化,最终与他所倡议的“公义”背道而驰,而这些“不公义”的出现,也恐非单纯的政权压迫所致那般单纯。

陈健民在出狱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狱中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书中给他很多启发,也希望能将台湾的历史经验与香港人分享。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现今的香港与当年的台湾在条件与环境上的差距之大,几已没有参考价值可言,但对民主的偏执及对大陆的偏见,使他仍在以“抗争”的态度面对陆港关系。尽管他的抗争更偏向体制内的做法,但当社会已然走向极端民粹与暴力时,陈健民在表达同情之时也应反思,这究竟是否是他理想中“民主”的样貌与价值。

其实在陈建民与戴耀庭入狱之前,两人都曾对香港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局面表达过看法。当时反修例风波仍未爆发,身为法律学者的戴耀廷信心满满的指出,“占中”已在香港人心中埋下一颗种子,当时的问题没有解决,香港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下一波运动的高潮。

而相较于戴耀廷对抗争运动的乐观以对,社会系的陈健民给出了更为现实的看法,他认为有时候不一定是往前走的问题,如何想办法维持住当下的公民权利,任务已经十分重大。在他看来,香港要在制度上改变选举甚或争取“真普选”都已困难重重,香港人应普罗民主的想象打开,在普选外的其他领域争取自主、强化公民意识,在没有普选的情况下一样能实践民主精神。

戴耀廷在入狱前曾对香港的下一波社会运动表达过乐观的态度。(香港01)

比起戴耀廷享受在运动中身为主导者般的“运筹帷幄”,陈健民更像是一个传教士,宣扬着他对民主与公民社会的理解,那样的公义与民主并不是错误的,只不过他过于理想主义的希望“唤醒”所有人。最终戴耀廷的“预言”成真了,但结果肯定不如他所预期,而这个结果或许也让陈健民对原本的“理想”更加心如死灰。但当初“不信任中共”的陈健民,都能理解到政治需要耐性,都能了解走一步算一步,而愿意于2010年走入中联办与北京面对面商谈政改方案,那在如今更加缺乏沟通与信任的陆港之间,陈健民又会如何理解“争取民主”的方向?

陈健民向来主张,不论你喜欢与否,都应该要去了解中国大陆。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倘若理解的方法受限于意识形态而过于偏狭、难以转弯,那终究还是以原本的视角对陆港落下脚注。民主有他的价值所在,却从没有标准的模式与正确答案,被奉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显而易见的崭露其丑陋与弊病,在台湾同样如此,民众对选举制度深信不疑的同时,这30年来对执政者治理能力的质疑、对民意的轻忽与践踏亦从未停歇过,这是否又符合陈健民合格的公民社会?此趟抵台任教,或许也不失为一个相互启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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