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拜会前戏】应对美国 北京正在下的先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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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21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不欢而散后,不少国家都在观望中美再度接触的进展,因为除了北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态度之外,这也将展现美国在拜登(Joe Biden)上任后,中美关系调整的方向与力度究竟如何,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势必深远。

观察家们唯一的共识,可以说是中美续谈的笃定性。差别只是在于各自将对话摆在什么样的战略布局当中、以及内政与外交的需要有哪些异同。这尤其涉及到中美对于“对话”的需要、各自战略构想的实践,以及后疫世界格局中,中美俄三角关系性质的演变。当然,这些很可能都是漫长时程的议题,不会在一次会谈就全部体现、或者把竞合内容一次摊开来说清楚。

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不欢而散,迄今仍有待双方进行更多对话,才有机会在10月意大利的G20峰会实现中美领导人场边峰会。(Reuters)

但是话说回来,中美新一轮接触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接触的理由与需求,不愿在此时彻底撕破脸。

首先,从内部社经需求来看,目前正当全球疫情尚未飘散,经济复苏为各国当务之急,全球化时代的分工体系仍未真正“脱钩”或者“断炼”,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对于物价稳定和贸易增长的需要,是中美乃至于各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在2020年副总统辩论会时曾直指特朗普(Donald Trump)输了贸易战,她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害美国人损失性命、工作,也害美国失去国际地位,换言之,调整对中关系也能够满足美国内部防疫跟经济复苏的政策需求。

这也展现在中美在拜登上台后最先恢复通话的高阶官员皆属经贸领域。如5月底中国大陆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rine Tai)通话、6月中国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通话,双方都强调中美贸易与商务交流的重要性。至于被美国视为财政新血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也有赖于中国大陆的点头,才在7月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得到通过、10月并将进一步讨论细节。

7月26日,中美天津会谈登场,双方睽违4个月终于再度进行正式对话。(微博@玉渊谭天)

其次,就内部政治议程而言,民主党政府需要找到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中战略、才能尽快摆脱共和党的阴影与牵制,近期共和党籍前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于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针对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关系发表演说,大谈中共正成为“邪恶帝国”、并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大陆不够强硬,也给拜登施加一定的压力,更不要说特朗普已开始复出造势,其支持者也未烟消云散。距离美国2022年的期中选举也不远,拜登必须尽快做出成绩,迄今坎贝尔(Kurt Campbell)口中仍未底定的对中战略,不能再“模糊”太久了。

而中国大陆的对话动机虽然不若美国强烈,但也能借由对话达成内部考量的需求,除了经济上的“双循环”仍有赖与美国等贸易伙伴的联系外,民间声浪高涨的民粹思潮也可能会影响、乃至于牵制中共对外决策的理性,此时能与美国稍稍缓和紧张,对于降缓社会激进的对外言论、让形象“可爱些”,也将有所帮助,2022年将迎来的中共20大,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更无庸置疑。

再者,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热点,也有不少是中美共同关注并深涉其中,而对话将有助于双方厘清美国新政府的基本立场、拟定相应的行动策略,例如特朗普时期单方面退出的伊朗核协议、还有朝鲜核武问题、乃至于濒临崩溃、又可能涉及恐怖主义的阿富汗局势等等,既有的合作或者磋商机制,中美都是常客,这些情势一有动静,必然促使中美接触。

最后,在战略上,美国在与中国大陆对话的同时,也与俄国对话,这也浮现出美中俄三角关系的图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最后成为“孤雏”,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拜登上任后企图调整这个位置,迄今已与俄国总统普丁举行过一次峰会、美中也两度会谈、且美俄又即将继续会谈,对美国来说,跟中、俄分别对谈,或许也有助于添加中俄间的猜忌,增添美国的筹码。

至于中国大陆,虽然认为中俄关系“不是同盟、胜似同盟”,但对北京来说,与俄国的友好毕竟不是基于“理念相近”,现实考量更为重要,基础就是美国同时反俄反中,但现在既然美国明显在寻求与俄国改善关系,则北京与美国对话的意愿也将会提升,因为一旦落入三角当中的“孤雏”,对北京而言将会是从未面对的困局,与美国对话,一方面可以降低成为孤雏的风险,另一方面亦可以显示北京尊重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态度。

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活动上的谈话,强硬指出“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新华社)

尽管如此,中美对话还是有根深柢固的矛盾,因为双方对外战略目标差异太大。

固不待言,中国大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目标,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期许,在很多层面要从“韬光养晦”转为“有所作为”,这会让既有的二战后东亚乃至全球国际秩序出现调整的担忧浮现(忧虑者主要源自美国的盟邦),因而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此起彼落,中国大陆虽屡屡澄清永不称霸、不干涉他国内政,仍未能取信于这些怀疑论者,后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权指责,更让北京必须发声痛斥这些“人权教师爷”,甚至开始反击,既质疑澳大利亚军队屠杀阿富汗平民、也批判加拿大印地安人寄宿学校虐杀当地原住民孩童的悲惨历史。

至于拜登政府虽然尚未有清晰的对中战略,但是美国力图重建冷战后由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是路人皆知,而这个早是伤痕累累,且不能不面对“美国例外论”、“特权论”的掣肘以及中国大陆在许多国际组织和机制上早已具有“话事人”功能的事实,如果不是中国大陆这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当众质疑美国不守规则、不遵循国际法,其实美国的所作所为,仍然可以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是中国大陆日益强大,也会给美国自诩“山巅之城”、并对国际秩序跟规则主导的理由大加削弱。

拜登政府尚未有明确的对中战略,但已经开始进行调整、与前任不完全相同。(AP)

总言之,美中双方都还是有不能退让的压力存在,这是美中此次天津对话的天花板,也是关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仍未重启根本所在。

中美天津会谈前,双方的小动作频频,更可以说明这段磨合过程的漫长性质。例如,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起初指名与排名第一的中国大陆副外长乐玉成见面,但中方只愿派出排名第三的谢锋,导致协商一度告吹,不久后美国发布舍曼将访中与王毅见面,中国大陆外交部却指出将由主管中美关系的副外长谢锋和她“会谈”,之后外长王毅再“会见”她。双方显然都不想在会谈前稍有示弱;会谈后双方的新闻稿更是有不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双方对话意愿并未中断,仍会持续有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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