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抗疫失败 台湾是否还当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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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自2019年蔓延至今,尽管仍存在变种病毒的威胁,全球各地在抗疫经验上正进行阶段性总结,并未日后精进防疫进行准备。对此,台湾学者卡维波通过陆媒“观察者网”发表文章,梳理四种可能影响各地抗疫成败得失的流行假设,而这同时也是西方抗疫失败的核心思维。

美国可谓民主制度国家下初期防疫不成功的案例。图为美国新冠疫情爆发最快、最严重的休斯顿地区。(AP)

卡维波认为第一种是“政治体制论”,简单而言就是选举民主制和非选举的集权制之差异的影响因素。这也是西方媒体跟舆论在武汉疫情爆发时第一时间所持的论调,但这种论调在后来禁不起事实验证,很快被推翻。

舆论开始转向议论:选举民主体制其实很难迅速有力地成功抗疫,而集权体制不被各种相冲突的民意掣肘,反而容易抗疫成功。特别当时正逢美国总统大选,在选举民主制国家,往往以选情为优先考虑。这可从特朗普(Donald Trump)始终淡化病毒危险与严格防疫必要性可看出。

不过,卡维波指出,政治体制论将来依然会是西方主流话语对这段时期抗疫成败的主要解释。因为这个解释也比较符合西方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持续与中国对抗的状况。

卡维波提出的第二个流行论述是“人民素质论”。比如台湾人很喜欢说:台湾人是很有素质的(例如教育水平与人均收入高,遵守防疫命令与规矩等等),因此之前防疫做得很好。

卡维波说,人民或国民素质在防疫上当然是重要的,例如人民自动自发防疫,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政府法令和基层监督,单单靠人民教育素质其实是很难说的。这点可以从瑞典强调“个人责任感(personal responsibility)”的防疫,但仍无法遏止疫情看出来。

卡维波也指出国民素质论往往会把防疫的失败归罪于外国的移民,包括黑人黑户、移工外劳、暗娼色情等等;也可能将贫穷国家抗疫的困难都归诸于其国民素质,而忽略了国家在基本建设与动员组织等能力上的不足;还有的时候,人民素质其实受到政权素质所影响。如特朗普不断以种族歧视方式说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影响了其支持群众的种族歧视态度。

而台湾官方无意纠正部分台湾民众的“武汉病毒”称呼,因为这正是台湾官方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中文称呼。此例显示了种族歧视的政权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素质。

第三种卡维波指出的流行话语是“文化论”, 冷战以后的文明冲突论、多重现代论都强调文明文化的差异与作用,这使得文化论有一定的市场,最现成的就是诉诸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卡维波以大陆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近期关于清零跟与病毒共存讨论为例。清零的严格防疫措施与生命至上的防疫纲领,加上中国的家庭观念要保障老人生命,使得中国抗疫成功。这就是一种文化论的观点。

相对于张文宏重视家庭与老人,西方文化如英国人心目中虽然家庭仍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只是老人可能难免被牺牲;而意大利在医疗资源挤兑时,也曾做出放弃救治高龄者、挽救较年轻者的决策。这显见西方在价值取舍与权重上,家庭与老人不是至高顺位。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师因为讨论疫情与病毒共存说而引发争议。但其核心思想仍是以传统中国文化家庭与老人为重点价值。(视觉中国)

卡维波也以戴口罩为例,他说,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没有那么多抗拒,极少数偶发的反口罩与反隔离幷没有理论化,也没有阴谋论,更没有组织化。由此还彰显出中国有一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注重实用、实际与实事求是。

但卡维波认为务实态度、尊重生命与家庭观念等等在别的文化也是有的。不过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利于尊重生命或家庭观念时就难以彰显。又比如,像美国哲学曾经流行实用主义,按理说其文化应该有务实的一面,但在其目前意识形态化与极端化情况下,便妨害了务实的精神。

卡维波提到的第四种模式是“社会体制论”。他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承载庞大人口与地理大国、同时拥有复杂地域与气候,且国民教育程度不一,但仍能创造抗议的成功经验为例。这中间除了有文化上的务实精神,也有符合中国民情与社会现状的考量。特别是“社会主义”这部分,抽象地说,是和市场自由主义对立的,也就是强调群体-组织-团结,而不是个人-自发-市场。

而从社会体制论讲中国模式,也不光社会主义、公共医疗体系、集体主义、中央地方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还是需要人来发挥这种能动性。

卡维波说,像中共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表明了政治责任,是共存亡而没有退路的决心,这不像其他国家还要观望下届选举。或者像台湾,指挥中心的陈时中始终在第一线,蔡英文则总是在幕后,几乎可以不为防疫成败负责。

事实上,卡维波表示,抗疫这件事本身涉及个人要配合群体和组织的动员,不是市场自由主义能够轻易调动与自发协调的,所以抗疫这件事情上,能给予国家更多施力空间的社会主义体制,肯定要优于自由主义。

因为传统个人自由主义非常重视隔离、普筛、疫调、(软性)强制接种疫苗等对个人行动的限制,对隐私的侵害,以及政府权力扩张与对个人讯息的掌控。即使病毒对生命构成威胁,都还出现“不自由,毋宁死”的提法。这是自由主义在抗疫方面“先天不利”的因素。

但卡维波指出,台湾并没有真正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本来抗疫不至于荒腔走板。但是由于坚持极端反中,因而逐渐丧失中国传统的务实文化精神,甚至会纠结于进口BNT疫苗包装上不得出现中文字的荒谬限制,以致于拖延耽误疫苗进口。

卡维波也坦承,任何政权在抗疫上都会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首要仍需根据科学因果的规定,而科学专业的背后则是有诸多价值的权衡指引,包括生命、健康、自由、隐私、团结、平等、公平、经济和生计等等普世价值,但这些价值目标的权重取舍,则受到所在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和文化所影响,不同体制与文化会对诸多价值进行排序。例如对于生命的重视,在重视家庭与老人的文化与社会主义体制里,便会和重视个人自由的文化与资本主义体制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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