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三次开国|“三项前提”未满 中日“第五个文件”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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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参拜靖国神社人数创下近年之最、钓岛纠纷又趋紧张、日台关系持续升温、日中“第五个文件”未有下文,这些独立事件中,透露着什么内在联系?又预示着何种地缘政治走向?为此,多维新闻专访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以其对日本外交跟东亚局势的见解拆析其中的门道。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接受多维新闻专访,分析日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三个重要前提。(廖士锋/多维新闻)

以8月15日前后日本内阁有五位阁员参拜靖国神社为楔子,蔡东杰提到,这当然是针对中日关系的动作,不完全是日本内部政治问题,“包括台日关系也一定跟中日关系是连动的”,他认为日台关系或者靖国神社争议,都是反映当前的日中关系的本质以及可能的发展。

中日“政治文件”三前提未达标第五个文件难产

蔡东杰指出,习近平原定2020年要访问日本,因为疫情而取消,“这只是理由之一”,他认为,以中日关系的惯例来看,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任期内基本上都只会去一次日本,“这个惯例不是法定的,但几十年来没有变过”,故访日的象征意义很大,政治文件的签署是为这个象征意义加持的关键。蔡东杰指出,习近平访日最大的障碍不是其他技术性问题,而是到底双方能不能签出“第五个文件”。

他分析,以过去四个文件来看,基本上有三个前提,首先是日中关系是正向发展、相向而行;其次是政治文件的签署反映特殊环境下的共同挑战;最后则是双方对这个特定环境的应对有共识。例如,1972年、1978年文件反映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改变,影响日本与中国大陆建交;1998年跟2008年则是日本自民党两次失去政权前后,反映日本政治社会结构重大变化,再加上金融海啸的影响,“四次签署都有特定环境,双方在文件中都表达应对特定挑战的共识”。

中日上一次签订政治文件是2008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时。(AFP)

蔡东杰认为,2019年到2020年之间讨论的第五个文件,考虑的是“特朗普震撼”下日中关系的微妙。当时执政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对安倍来说,第一个面向是以抗衡中国作为态度,第二个则是努力跟中国修好。但蔡东杰认为这存在矛盾,“短期来看,日本想跟中国修好、中国是欢迎的,可是如果日本跟中国修好只是短期政策需求,而不是日本真的放弃抗衡中国的态度,中国当然会有所保留,这代表日中相向而行是不稳定的”。

蔡东杰指出,这是第五个政治文件迟迟无法提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日中关系的定义事实上无法定论”。如果当时安倍政权不承诺放弃抗衡中国态度,这种修好对中国说等于是“我在帮你忙”而已,“可是我帮妳我有什么好处?”,他认为中国要的是中长期中日关系稳定,而不是透过日中修好去满足日本短期政策需求,更何况其中还有美国的影响,“假设中国提出文件要强化国际机制、对抗美国单边主义,日本要签不签?这很麻烦”。

日本向右转?后安倍重演后小泉刺激政客“炒短线”

就日本内部政局而言,日本2020年9月就进入后安倍时期,日本整体政局也走向诡谲的气氛,蔡东杰以若干评论提及“后安倍可能会重演后小泉”来分析,指出2006年小泉纯一郎政权结束后,迎来六年震荡期、自民党甚至第二次交出政权;目前步入后安倍时期,2021年10月21日前要改选国会,自民党总裁选举会在9月底,但是菅义伟支持度不高,可能成为一任过渡内阁,“后继者是谁?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强势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要达到政党轮替也不太容易”。

日本首相菅义伟民调低迷,连任希望并不高,蔡东杰认为,这是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局,由此政治人物的涉外言论,也都是聚焦在内部。(VCG)

蔡东杰分析,这样的政局动荡,会让所有政治计算都是“炒短线”,对象以内部为主,“现在日本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比例升高,其实如同小泉政权后期”,尽管参拜靖国神社有日中关系象征,事实上也是一种“outside in”(看似调整对外关系,实则想影响自身内部),一些比较极端性、政治性表态会出现,“不管是靖国神社、甚至是日台关系,基本上我觉得都差不多了,看起来是外部问题,但是至少就现在来看,日本所有政治人物的重点都是如何确认下任自民党总裁、下阶段怎么分配政治利益”。蔡东杰认为,只有日本内部政局稳定后,对日本很多行为的判断才有中长程的基础。

至于日台关系的发展也有持续深化的迹象,不仅是多位官员对台关注,台日执政党也进行“二加二对话”,对此,蔡东杰则提到,目前菅义伟政权是属于“准鸟兽散”状态,每个政治人物在职权范围内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相岸信夫自己讲出来,这是岸信夫自己讲,还是代表菅义伟政权的意见?这恐怕已经是失控状态”,他指出,“因为这个政权已经快结束了,在这个总的不确定性,所有政治职务者的发言,我觉得不完全代表日本政府的统一口径,对岸信夫来说,透过这个发言来形塑、凝聚右翼某个圈子的力量,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对岸信夫来说,我挑衅中国的后遗症,如果防卫相下一个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擦屁股的人不是我。”蔡东杰表示,这是民主政治中经常发生的事。但是他也强调,日本毕竟是相对民主国家、且民意多数长年不支持修宪,所以也会制约右翼势力的影响力、右翼没有民意支持,尤其是极右派,“它也是另外一种保险杆”。

回过头来看台日关系,蔡东杰指出,自民党跟民进党的二加二对话,“当然代表日台关系的接近,但也代表日台关系的限制”。所谓的限制,是因为毕竟是党际对话,“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有意去拉擡这个东西,在目前日台官方交流框架之下,也不是不能这么做,把这个精神跟实质放到目前1.5轨交流当中,更具意义,政党只是以政党之名,如果日本政府以某些中阶官员加入,比如次长级也可以,只是目前设定成党际对话”。对此显而易见的限制,蔡东杰认为,“日台关系有一个看不到的天花板,虽然看不到,但是很坚实。日台关系再怎么好,都很难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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