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本为冲突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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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上世纪末推动民主化,以迄今经历三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为傲,于内于外宣扬着台湾是华人民主典范的叙事,用以对抗潜藏于华人思想基因中的“儒家帝制”、民主政治无法在华人世界开花结果的文化命定论。

然而,二十多年来,台湾内部无论是少数政府或多数政府执政,虽经历民主程序,但“赢者全拿”的政治规则,辅以内建的“中国因素”,台湾内部的政党对立从未休止,民主内战业随定期性选举周而复始,成为“台式民主”常态。可以说,台湾确实民主了,按表操课、开放竞争、举行定期选举,满足了绝大多数民主政体的指标要求,但在素日的政治运作中,陷入“有民”而“无主”的恶的循环却又乐此不疲。

台湾内部近期新生的两起政治事件,充分体现了“台式民主”有待修补的弱处。一则是高调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基进(党)立委陈柏惟罢免案投票通过,成为台湾政治史上首位遭到罢免去职的立委;其二是民进党籍立委黄国书,在民进党政府风风火火推动转型正义工程数年后,因当年的政治档案逐一解密,遭披露曾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线民,终致他退党、“自主除垢”收场。

这两起政治事件看似独立,实则程度不一地体现台湾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本质——在彰显民主价值的同时,以制造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冲突为代价。

▼民进党创党35年自诩为台湾民主守门员,却陷入国民党线民卧底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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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戮力的民主形式,尽管颠颠簸簸数十载,表面上足以令“民主宗主”的西方世界为文称道,但其民主内在依旧存在中西方于政治价值与哲学上歧异所衍生的冲突点。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暂以现今的中国大陆为例,“中国是民主国家吗”的长年诘问,基本显见了西方对于民主标准的偏狭性,标准单一、形式单一,就连目标都莫衷一是。显然北京方面多年来提倡“中国式民主”、发表“中国民主白皮书”,乃至于习近平倡导“全过程民主”的说法,都无法令自持民主发源的西方世界洗耳恭听。

此间的鸿沟,必须回归到中西方政治哲学之于民主价值的天差地别——政治究竟是为寻找最大共识而为之,抑或是保障多样性的存续而存在?很显然北京视角在于共识的存取,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执行,而西方政治发展的经验则多为保存多样性、理解差异性,以至于冲突此起彼落。

蔡英文为民进党“卧底”风波发声,称“我们也更应该深究,当年的国民党威权体制是透过怎样的手段,让一般民众、年轻学子成为威权控制的协作者,成为加害体系的一环”。(Facebook@蔡英文 Tsai Ing-wen)

事实上,民主的概念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西方世世代代教条运作民主的过程,其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已然不将民主视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径自将民主的形式作为满足意识形态上彰显民主的目的,不仅舍本逐末,也内生了冲突积累。

回到台湾政治近况,问政荒腔走板、言行经常惹议的陈柏惟创下现职立委被罢免的首例,旋即引来民进党等泛绿政治人物的“声援”,诸如台南市长黄伟哲感叹民主从来不是坦途,转发台湾现行选举罢免制度门槛值得思考的相关报道,直言“选举制度有待检讨”,大有陈柏惟输给罢免制度的弦外之音。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台湾网友讥讽,“都是你们的话,门槛低当初也是民进党修的”、“奇怪,罢韩(国瑜)成功的时候怎么没听你要检讨选罢法?”

蔡英文曾盛赞民进党创党主席江鹏坚“对威权压迫毫无畏惧”,但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表示,江鹏坚亲口承认,自己曾是国民党调查局的“卧底”。(Facebook@蔡英文 Tsai Ing-wen)

回顾台湾《选举罢免法》在2016年11月底大幅修正后,4年来已经进行了10次罢免投票,其中有5案成功罢免,蓝绿与小党皆尝“苦果”,包括此回陈柏惟在内有几人遭罢免时的同意票数远不及于彼时当选的票数,因此被质疑是“少数凌驾多数”,综观这类罢免民选政治人物的政治动员,到底是还权于民还是党争遂行报复的讨论,反复在台湾舆论间翻搅,诸如是否再修法?包含提案、连署、门槛等事项都面临或大或小的检讨声浪。不禁令人质疑,台湾社会的民主认识,是否依旧停留在因人设事(制度)的荒地。

无独有偶,民进党人昨是今非的本领也在黄国书线民一案上得到了充分彰显。曾是民进党籍、野百合学运出身的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对于黄国书案与台湾转型正义工程即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成了民进党内斗的有力工具,因为不管在民进党坐到多高的位置,一旦被掀出是抓耙子,就得像黄国书一样认错下台,用这种方式争斗升官最快,导致人人自危,所以蔡英文才会出面说别再闹下去”,“促转会早就应该结束了,结果现在因为打到民进党自己人才要在2022年熄灯,这是多么的讽刺?”

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右)自揭,她大学毕业时是“台独基本教义派”,但后来发现台独只是民进党拿来夺权斗争的工具,因此后来主动退出民进党。(多维新闻)

根据台媒《风传媒》报道,“民进党内多认为,促转工作已失控”,并指促转会前主委杨翠今年5月执意请辞,便在于无法苟同促转会披露3,450位情治机构过去于台湾各大专院校学生、教职员等线民布建情形。随着当年政治档案开放当事人检阅,促转会着眼追究谁是线民?还有谁?被迫或为利益当线民的情事,民进党内人士直言根本“搞错方向”、“只是在猎巫”,结果是“引爆民进党创党过往及不同世代对立情仇,已冲击近代台湾民主化运动既有史观”。

原因无他,民进党政府早些年大张旗鼓推动转型正义之时,并未就相关工程备受争论的要点给出答案——到底是要除垢还是要和解?民进党仅是将转型正义工程的推动视为削弱国民党的党争工具,是为消费台湾社会对于过去威权统治的负面情绪,由此获取政治与选票上的红利而来。转型正义“深水区”的问题从来不入民进党人的视线,直到终于伴随档案公开,烧到了自己人、勾起了党内要员的世代矛盾,于焉才有急事缓做的呼声。但这类的放缓,其动机根源也不在于回答台湾的转型正义到底是要除垢还是要和解的问题,而是让相关冲突得以先在党内设下停损点。

美国政治学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 1999年提出“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将民主制度区分为“多数决民主”与“共识型民主”两大类,其间最大的差异是,“多数决民主”突出对抗性与排他性,而“共识型民主”强调了包容性与妥协性。台湾自豪其民主化工程、自信其闻名于世的“宁静革命”,乃至于信奉政治正确带来的转型正义,其所有的宣传与自豪,在多年之后,终于还是步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不幸版本”,即追求民主的意义在于彰显民主,而非解决问题——唯有民主得以持续被彰显,期间所有衍生的冲突才有“正当性”,否则民主之下的政党政治将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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