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改革不是“理想主义” 中国的“两条道路”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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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中国正在经济衰退中徘徊。10月以来的融资规模大幅下滑、GDP大幅下滑,社会消费同样大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三个百分点。“救市”“救民企”“救经济”的呼声四起。

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市场经济,无论是企业家精神,还是理论家的节操,都在危机中碎了一地。“企业一般违法要以教育为主”“民企欠款可以不还”相比于之前的“民企退出”的极端言论,正可谓“师出同门”。

为什么之前是一路高歌的“去杠杆”,以及做大做强国企,之后又是紧急“救市”,“挽救民企”?2018年的中国究竟怎么了?忽冷忽热、忽左忽右,究竟要往何处去?

尽管有些观点从政治的角度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游戏”或是“理想主义”的政策误判。但是,人们也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情况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变局。

自1949年,乃至1900年以来,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了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双重局面,中共正在为“二次改革”的方向寻找经济底线。

在改革中,抑制金融资本,而不误伤实体经济,这是一个困难的操作,习近平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图源:VCG)

1 百年未有之变局 摆在中共面前的难题

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长就开始大幅提速,M2与GDP的比值首次超过了175%,2015年再次超过了200%。按照市场经济的利润原则,资本投资的收益边际效率已经递减为“0”,产品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的资本急缺型经济已经一去不返。今后多数“经济”故事的逻辑都需要重新思考。

曾记何时,中国经济就像一个遭受过饥荒,而对粮食极端渴望的人一样,中国人拼命出口、拼命存钱、拼命投资扩产,快速积累资本、消化资本、再度形成资本增值。

而现在,中国终于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这道门槛。从2003年开始到2007年,中国就已经呈现出资本过剩的苗头,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攀升。2008年到2015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金融创新”更是将中国经济彻底推入了资本过剩时代。

资本积累不在依托实体经济,利用金融系统内生的一整套投机运做机制,银行——信托——股市,外加债券系统,就可以轻松完成货币的增值。

2011年以后,中国的实体经济资金回报率大约只有4.2%。而金融资本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在已经达到5%以上。如果是考虑到风险较高的P2P融资,或者高利贷年化收益率都可以达到30%以上,甚至是更高。

除了贩毒和军火生意,几乎没有实体经济更够承受这样高的融资成本。除了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能够得到银行10%以下的贷款外,中小企业实际上已经沦为金融资本和高利贷的“提款机”。

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甚至仅仅是在进行名义上的生产,而实际上已经沦为房地产融资和高利贷的抵押品。作为市场经济依托的利润生产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这就是2015年,甚至是2018年之前的情况,整个中国经济都在饮鸩止渴,只是索性中小企业还有一杯“毒酒”可饮。中国经济表面上依旧风光。

然而,金融资本的增长仅仅是一场财富的数字游戏。尽管一部分大型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因此受益,但是,再多的货币财富积累也解决不了每年近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近千万新增退休人员的赡养问题,解决不了年轻人要结婚、要住房,要提高工资待遇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人口财富结构是“127”的结构,即不到10%的人口拥有60%的财富,不到20%的人口拥有30%的财富,剩下的70%的人口,将近9亿人口仅仅拥有10%的社会财富。

更可悲的是。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不足2.6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4美元),中位数收入只有2.2万元,平均每月只有1867元。相比于,月收入动则10万、3万、1万元的城市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国大约有7亿至8亿人口,月收入在3000千元以下,甚至不足2000元。这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

这些大量的社会需求,因为收入、价格、生产成本、融资成本等等原因,都已经沦为了经济意义上的“无效需求”。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总喜欢谈论“刚需”,什么住房刚需、消费刚需,但是,月收入只有几千元的8亿人口,怎样实现所谓的住房刚需呢?

这些所谓刚需,实际已经沦为了“无效需求”,根本就不能满足企业生产所需的利润。

有需求,无利润。中国经济正在陷入“经典经济危机”的范式。

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现在金融资本推动下的虚拟增长,而实体经济则开始大量“阵亡”。GDP增速开始下落,名义GDP增速从2010年的约18%跌到了2015年的7%。而中国的M2则从2010年的约72万亿元上涨到139万亿元,涨幅达到100%。M2与GDP的比值首次突破200%。

一面是经济下滑,一面是金融过热,各种顶着创新、创业名义的金融投机开始盛行。这病怎么治?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难题。

2 “通胀闯关”碰壁 习近平接手经济改革

也许从政治的角度对于当前的危机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从最基本的经济运行规律和中国实际国情来看,摆在中共面前的方案其实并不多。

第一条路是“通胀闯关”,用通胀来稀释高企的资本价格,维持企业利润,并将多余的资本引入进入虚拟经济。

按照欧美国家的经验、理论,以及发展路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市场经济规律来看,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实体经济的利润必然下降,更多的剩余资本将进入金融领域。并且在资本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催生、形成庞大的虚拟金融经济。

然而,看似很美妙的经济归宿,却存在着一个中国经济难以逾越的鸿沟。那就是对内通货膨胀和对外资本输出。

除了美国,能够利用庞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从海外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来维持较低的通胀率,并用大量军工生产和高科技产品的吸收就业、保持产业利润之外,欧洲、日本等国都经历了通胀的洗礼。在1975年,英国完成战后重建,开始重新恢复到金融经济的时代,通胀率一度高达25%。最终,欧、美等发达国家几乎都走上了——消费靠进口,生产靠科技、就业靠福利、投资靠金融的道路。

要想从实体经济发展为金融经济,就需要从高企的资本价格上跨过去,即通过“通胀闯关”使得国内居民收入追平资产价格,已实现国内生产的利润,推动利率、汇率的稳定。同时,“通胀闯关”需要通过对外投资获取超额利润,通过获取廉价资源来维系本国国内的通胀不至于引发政治动荡。

这种经济过程,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叫作“物价闯关”。1987年至1989年,中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时中国的通胀率一度高达18.8%;1993年至1995年,中国再次经历过,三年平均通胀率到达18.6%的情况。这两次中国经济都没有顺利“闯关”成功,第一爆发了政治风波,第二次爆发了企业债务危机,最终导致中国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维稳”时代。

2010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同样正在经历又一次的“通胀闯关”,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修改了计算方法,并没有将房价的增长和资本型通胀计算在内,公布的CPI不足5%。但是,如果考虑房价等资本价格的上涨,2010年到现在,每年的平均通胀也将高达20%以上。

且不问1989年、1994年,中国“物价闯关”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件,就是单从如果房价继续上涨来看,中国是否能经受住再次“物价闯关”?

也许有人认为,通胀其实无所谓,只不过是自己少看两场电影的事情。相比于目前中共采取的金融管制,中国更需要自由。相比于通胀,国家的前途、市场经济的原则、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似乎更加重要。当然,没人能够否认这一点。

然而,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城市中的富裕阶层和经济学家们却往往最容易忘掉中国的实际情况,容易眼睛盯着中共高层的一举一动,而忘掉了中国最大的政治决定因素——“善于”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民众。

也许,在这里需要再重复一遍。中国目前的人口财富是“127”的结构,即不到10%的人口拥有60%的财富;不到20的人口拥有30%的财富;剩下的70%,将近9亿人口仅仅拥有10%的社会财富。

2017年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5974元,平均每个月只有2164元,中位数只有约1867元月。也就是说专家们谈论着,房价还要继续上涨、投资环境不利、舆论不够自由的时候,中国大约有10亿人口,月收入在3000千元以下,甚至不足2000元。

这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人们在谈论“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中国公民”“中国人民”这些概念的时候,究竟是在谈论谁?是在谈论什么?这一点尤为重要。

也许中国有1亿人口觉得20%的通胀没什么,也许中国有3亿人口觉得相比于自由、民主和清新的空气,20%的通胀可以忍受。但是,剩下的9亿人口呢?通胀直接威胁的是他们的生活尊严,甚至是生存底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习近平掌舵经济改革方向之前,中国曾经从2010到2015年尝试过“通胀闯关”,资本开放、全民创业、万众创新,试图扩大内需,将中国推向虚拟金融经济。人们心中也曾幻想过,利用通胀、利用房价上涨,来吞噬过剩资本;通过资本竞争降低融资成本。但是“幻想”最终没有实现,反而少数的大资本和无数的小资本一起,通过现代金融技术,形成了金融资本对生产和舆论的垄断。

3 “两条道路”的抉择 不是“理想主义”那么简单

为此,在第一条道路的实验最终走向股灾、走向房价的疯涨之后,中共开始选择了另一条路改革路径——抑制金融资本。

通过打压金融资本,团结实业资本,降低资金成本,促进债务出清,重新恢复产业利润。同时,开放更多领域,以国家资本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为什么要说中共要团结实业资本呢?那是因为,在金融资本垄断形成之后,实业资本其实只是在为金融资本打工而已。所谓企业家,其实只是金融资本的高级打工仔,顶多算是一个包工头。

与此同时,为什么要让国家资本引导社会资本呢?那是因为,在前期利润不足,开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根本就不会不进入某些领域,或者仅仅是以牺牲环境、教育、社保、公平为代价,仅仅进入某些领域中利润丰厚的部分。

例如医疗领域,看看中国满大街的性病广告,就可以清楚。并不是政策没有开放,而是社会资本并不愿意进入,普通门诊、儿科、医生教育等利润低、风险大,甚至是赔钱的领域。

有人总是抱怨,目前的投资环境不好了,试图用庸俗政治去解释自身境的转变。

而他们却没有发现,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过剩的基本逻辑,导致政府对资本不会像之前那样友好。相反,为了变“无效需求”为“市场需求”,政府将必然更偏向于普通民众。

因为,一旦政权亲近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引导社会改革,必然将推进通胀。那么,中共面对的将不仅是来自资本的不满,来自中产阶层的抱怨,来自于媒体的唱衰,而是需要面对2亿城市平民、2亿农民工、5亿在乡农民的怒火。

就和中国历史上做的一样,中共将选择抑制资本的道路,只是这次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因此选择的是抑制金融资本,而非产业资本。

于是,这里就产生一个技术问题——在当今的时代,严格做到区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已经变得不大可能。如何在改革中做到不误伤产业资本呢?如何建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呢?

习近平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换句话说,如果在改革中,中国的部分民营企业遭到“误伤”,造成的局部困难和工人失业,还可以用政府财政来弥补,还可以用“以工代赈”来应对,还可以让国有企业、银行来紧急支援。就像2009年的中国沿海出口企业大规模倒闭、停工,导致25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一样,中国政府和庞大的国有经济还有能力应付。

但是,如果通胀继续推高,导致底层社会普遍爆发生存危机,再结合城市中产阶层的不满,将会出现类似1989年那样的危机。

尽管中国没有所谓的选民,但是,中国政府无论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或者单纯的从习近平丰富的基层执政经验出发,中国都将走上一条抑制金融资本,并引导实体资本逐步走向成熟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当政策过于严厉时,就缓和一下,当经济缓和之后,又会继续推进改革。改革将呈现一种波浪式推进的形态。这种情况也许将在习近平执政的未来10年中不断上演,直到中国有能力将资本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输出,或者改变“127”人口财富结构为止。

为此,习近平给自己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并触发了中国改革的另一张多米诺骨牌。而目前的问题都只不过是一个“资本出清”,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过程。改革绝对不是某个人策划、推动的杰作,而是在基本国情和经济逻辑主导下,各方博弈的舞台。没有人能够成为导演,最多也就是个舞台监督而已,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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