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被指“脱离实际” 银行陷入基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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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维谷,不知所云,最后索性消极怠工,听天由命,这是目前来自中国银行部门基层“信贷员”,也就是所谓“客户经理”的心声。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来自中共高层的“救市”喊话越发频繁。来自中国国务院、央行、银保监会各路大员的表态已经此起彼伏。最后,甚至直接演变成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一二五”的硬性指标“摊派”(即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然而,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无论中共高层的大领导们怎样表态,也无论银行的领导们这样阳奉阴违,最终还要最基层的、最不起眼的小小客户经理来最终实施。

“赚着卖白菜的钱,担着卖‘白粉’的罪。”这是来自某家中国国有股份制银行,一名普通客户经理赵春生的抱怨,“国家政策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严监管”一会儿又是要放松贷款门槛,面对来自两方面的业绩考核。今年大家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了!”

中共高层政策的变动和不切实际,正在引起银行基层执行部门的不满与迷茫(图源:VCG)

1 政策反复无常 基层员工“做人难”

“对于银行来讲,无论政策是怎样的,最核心的两条原则还是利润和风险。”作为一名基层客户经理,赵春生介绍道,目前银行早已经完成商业化改造,除了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个别老员工外,上至分行、支行的领导,下至业务员都是聘用制。无论中央政策如何变化,大家看的都是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企业关键业绩指标的英文缩写),都希望拿到提成和奖金,不希望出现不良贷款,而被终身追责。

然而,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化之快已经导致基层业务员越来越难以操作。政策制定者们似乎从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政策在基层如何执行的问题。

赵春生回忆,在2012年时,那时他刚刚从银行柜员升职为客户经理,主要业务就是联系、开拓分管社区的企业客户,一方面拉存款,一方面放贷款。

“那时的业务相对好做。”赵春生介绍,当时由于国家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银行都在拼命求着企业贷款,作为业务员只要是肯下功夫,就自然能有业绩。一些企业老板原本不愿意贷款,但是经不住客户经理的“低息劝贷”,以及相应的理财投资诱惑(贷款可以存在银行,进行理财投资)。甚至有些银行联手地方政府进行“逼贷”(企业如果不贷款,往往会遭受减免优惠政策,或者拿不到项目的威胁)。这样一来,企业总是能够多多少少贷上一些款,至于是否存在不良风险,以那时的政策和企业经营状况,基本不用过多的考虑。

然而,这种“黄金”时代马上就过去了。2015年随着所谓的“股灾”爆发,中国的国家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2016年、2017年,不仅政府开始紧缩银根,银行的信贷额度也再减少,有时一天一个支行才几千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4美元)的贷款额度,甚至干脆就是没有额度。原本刚刚贷到款,刚刚扩大经营的企业一下子失去了后续贷款,或者断贷或者被要求提高后续贷款的利息。

同时,作为业务员,赵春生辛辛苦苦拉来的客户也被信贷审核部门横挑鼻子竖挑眼,就如同审犯人一样,动不动就上浮20%,甚至30%的贷款利率。即使好不容易通过了审核,签了放款协议,银行却总是没有贷款额度。结果一个月、两个月,生生把业务拖黄。企业老板们也不得不找利息高达20%以上的高利贷应急。

据赵春生回忆,最开始,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还请他吃饭,给他送东西,希望能够争取一些贷款,至少能够“还旧贷新”以维持刚刚扩产的企业运转。可是,赵春生作为小小的基层客户经理,毕竟人微言轻,别说国家政策,就连支行领导也搭不上话。久而久之,客户们也开始不再理睬赵春生。那些被断贷的客户有的倒闭了,有的抵押了房产,也有的借起了高利贷,惨不忍睹。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春生很是无奈。“现在政府又要求放宽中小企业贷款,说什么支持民企融资!这样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政策,到底让不让然活了?!”赵春生显然有些气恼,“当初劝贷、逼贷的是你,后来抽贷、涨息的还是你,现在又要下指标,逼着我们业务员给企业增加贷款。”

“作为业务员,已经把客户都得罪光了,而且业绩也拿不到。”赵春生告诉记者,还记得有一次领工资,居然由于需要交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保,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还反而欠了单位300多元钱。好多基层员工都开始靠着原先的业绩领工资,新入职的员工更惨,都快没钱付房租了,还得找老员工借钱度日。最后,银行领导可能也是看不下去了,银行管理层才不得不重新修改了信贷业务的KPI考核指标,这才让赵春生缓过一口气来。

“现在的企业不是正在收缩投资,就是欠了一屁股高利贷,在这个时候又要重新提高信贷KPI考核指标,让业务员去‘挖潜’‘劝贷’。这是觉得企业死得还不够难看,还是觉得我们客户经理过得太舒服了?”赵春生一时很是想不明白。

2 高层台上要“维稳” 基层台下怕“坏账”

“为了绩效,银行可能会降低信用门槛,但是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最后上面领导还是要把责任推给自己,甚至有可能终身追责。”这是银行基层客户经理们的普遍担心,为了国家的政策调整,他们可以去努力尝试,但是要是因此增加信贷指标,扣减他们的奖金,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这让银行的基层员工们很难接受。

而且,据赵春生介绍,目前几乎所有他的同行也都在观望,如果上面大领导硬把信贷指标压下来,那么大家也只能听天由命,大不了降薪、跳槽,但是绝不能把自己陷入不良贷款的漩涡。

按照中国银行业的一般企业信贷收益和考核原则,只有企业贷款规模大,银行的领导和业务员才有地位,才能升迁。相比于绝对利润,银行更在乎规模。对于银行,一笔一千万元6%利率的贷款,远比10万元12%利率的一笔贷款业务,收益更为丰厚。而且,企业规模大,贷款风险也相对较小,银行付出的成本更低。整个银行从分行行长到支行行长,再到普通业务员的KPI业绩指标都直接和创收能力挂钩。

从政策上看,中国的大型国有股份银行,似乎有帮助政府完成政策的义务,但是,具体到基层业务员身上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银行嫌贫爱富,“晴天送伞雨天收”被大多数银行员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赵春生也是这样认为:“银行毕竟不是保险公司,指望银行学雷锋,给困难企业‘输血’,这无疑是在损害银行的利益和自己的收入,最终其实也是在损害广大储户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在现有银行的贷款运作和绩效模式下,作为最基层的业务员,他们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更没有能力改变现行的一切。

赵春生抱怨,国有企业、大中型民营企业的贷款资源其实都掌握在分行、支行的行长、副行长的手里。这些企业每个地区就那么十几家,甚至只有几家。这些企业的好坏、是否需要贷款,其实银行领导早已心知肚明。除非这些企业真的有问题,否则作为银行的“财神爷”,作为领导们求财、晋升的阶梯,银行只要有信贷额度,首先都会满足这些企业的贷款需求。

所以,国家的政策等于说了白说,不是银行不给企业贷款,而是好企业不需要贷款,差企业银行真不敢给贷。银行为了赚钱,为了提升业绩,能贷的早就贷了。如果国家非要逼着银行放贷款,那么银行只能以不惜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的方式,逼着好企业再多贷一点,而对于经营有问题的企业,依旧没人敢碰。

“现在,苦就苦在基层的客户经理。”赵春生目前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领导们完不成的任务就会往下压。管你完的成完不成,反正中央政府给银行下指标,银行领导就给基层下指标,完不成就会扣奖金。”

3 脱离实际“放空炮” 贷款刚性约束“难放松”

然而,增加信贷发放,这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客户经理,甚至不是银行行长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一般企业贷款流程可分为贷前、贷中、贷后三大部分,其中又分调查、审查、审批、放款核准和放款各个环节,涉及信贷审查部门、风控部门、财务部门、两亿元以上还要经过总行信贷审批中心审批,同时银行还要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信贷审计。

“一笔贷款的下发,涉及至少一个分行行长,一个支行行长,两个副行长,4到5个部门领导(因为有副行长兼任部门领导所以人员不固定)还有审计公司。最后,大家还要坐在一起开审批会,就像‘三堂会审’一样,其中,哪个环节对贷款有异议,这笔贷款可能都发放不了。别说我们一个小小的业务员说不上话,对于一些问题较大的企业和贷款,有时就是行长说话都不好使。”赵春生给记者介绍了整个银行放贷的流程。

“银行贷款信用门槛的降低,根本就不是像国家高层领导喊话那样说降低就降低,那样轻松。”赵春生无奈的表示,现在贷一笔款子,需要的材料越来越多。在贷款材料中,不仅要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考察,还要对企业的历史,发展愿景,贷款用途,大致的资金流和抵押情况进行调查和审计、评估。

如果业务员敢于为了多贷些款、提升业绩而弄虚作假,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往火坑里推。之前,有过业务员、银行领导和企业一起内外勾结,伪造材料的情况,但是,现在不敢了。党委下派的纪检组,时不时的就会下来开会、检查业务。谁敢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就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开玩笑。

更关键的,现在许多材料都已经进行数据联网,在大数据下,贷款企业的法人和公司的征信情况、纳税、社保情况,以及在其他银行的贷款情况看的一清二楚,造假都做不到。尽管目前,法院方面还没有做到联网,但是随着法院一批一批的公布失信企业名单,这个漏洞也正在被堵死。

然后就是对企业水、电费、上下游流水、账款进行分析,尽管存在企业做假账的情况。但是,在已有的大数据联网的基础上,现在做假账也不敢做得太明显。否则,一眼就被看穿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总行的电脑系统上,你怎么降低贷款门槛?地方政府过来担保,如果不修改系统的标准,总行大领导不出面进行特批,不经过银行党委会的讨论,谁有能够擅自做主,简简单单的把贷款门槛降低了呢?

一旦开了口子,坏了规矩,大家上行下效,银行的盈利和资金安全还要不要?出现了坏账谁来负责?像前几年那样,从业务员到行长一条线弄虚作假的窝案是不是又要重演?一旦出现问题,是不是又要出现“逼贷在先,抽贷再后”的反复“打脸”的折腾。这些作为国家领导也不知道想过没有?

赵春生,一连串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然而,作为一名银行的基层员工,他和他的同事们也知道,自己的疑惑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有人关心他们的困境,反正只要银行的KPI考核指标不变,贷款审批制度不变,政府即使出台再多的政策,对于基层来将都只是“放空炮”,难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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