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金融改革” 遭遇银行隐性“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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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表面上虽可归罪于一轮实体经济的衰退,而实质上却是一场中国金融银行业的隐性“怠工”。被金钱“惯坏了”的中国金融银行业,已经习惯了高流动性、高利润的“生活”,并形成了自身的经济理论与逻辑。

美国华尔街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银业的明天。于是,没有人愿意“弯下腰来”为实体经济服务,来赚取微薄的利息。因此,从2016年开始,尤其进入2018年之后,当中国经济改革的风向突变之时,一场金融银行业的隐形“怠工”就开始在中国蔓延,并开始以一场经济衰退的方式“反噬”新一轮的改革。

以“反腐”和政治运动方式推进的新一轮的金融改革,正在遭遇来自银行业的隐形“抵抗”(图源:VCG)

1 金融改革“反噬”其主 政策风向突变

从2008年以来,随着之前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中国的广义货币(M2)几乎是在呈几何级数一般上涨,从2008年的47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4美元)迅速上涨到2016年的155万亿元,8年间增加了大约2.3倍。

中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一度接近70%,民营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接近一度65%,资金杠杆率接近75%。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每年绝大多数的流动资金和利润,不得不用于银行贷款或者是社会融资的还本付息。中国的金融银行业正如一个黑洞一般“吞噬”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完成商业化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也开始摆脱了原先政府条条框框的限制。原先为实体经济服务,尤其是国有企业融资而设置的银行业,纷纷转而去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

尽管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等企业的的大规模贷款依然对银行有着吸引力。但是,通过理财、信托、委托经营等银行表外业务来赚取更高利差,则更能吸引银行的兴趣。

尤其在2012年之后,由于中国经济主管部门提出了以“金融创新”为口号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原有的银行混业经营的监管门槛被打破。大量的资金涌入银行、股市、债市,并以质押融资、信托融资等等杠杆融资的形式,迅速实现着原有资本的增值。而银行、信托公司等等金融机构则轻轻松松的就可以从中收取10%至30%的资金收益,以及各种管理费用。

与此同时,银行还可以与企业合作。通过企业虚增贷款,然后将一部分贷款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方式,银行不仅一分钱没动,还可以收取了利息和4%的管理费。企业也不得不为获得贷款而支付更多的成本。

或者更为干脆,银行将大量原本的存款,通过窗口引导到表外理财业务。原本的存款顷刻之间变成了直接投资。从而摆脱了政府设置的所谓贷款利率上限的束缚。这笔资金通过委托经营等手段,转手投给企业就能得到12%以上的利息收益。

一时间,中国银行业将大量的贷款额度和存款搬移到贷款业务之外,据中国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已达到253.52万亿元(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表内总资产规模的109.16%。另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表外业务已经达到了总业务量的36.4%。而这些资金中的一大部分最终流向了所谓的“影子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不仅仅是中小民营企业,就连上市企业也很难以从正规渠道得到贷款。与此同时,所谓的理财融资、社会贷款公司却大行其道。据穆迪(Moody's)《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末,中国的广义影子银行资产居然占到了中国当年GDP的87%。这说明,无论是中国的上市企业,还是中小民企,其主要的融资渠道和资本都已经被所谓的“影子银行”掌握。

而所谓导致了2015年中国股灾的“影子银行”,其资金来源除了民间集资、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外,来自中国银行业不受政府监管的表外资金就占到了半壁江山。

在中国,也许没有什么势力能够和中共较量,真正有实力反对中共的恰恰是其内部的力量。

最后,习近平不得不采用公安部门直接“入驻”证监会,一方面堵住外贼,一方面清理“内鬼”的方式,来遏制股市的崩盘。一场针对金融发展方向的新一轮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并且随着2017年底,“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以及“党管金融”被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以及“去杠杆”“严监管”政策的实施,一场改革带来的危机已经不可避免的即将爆发。

2 无利不起早 中国金融隐性“怠工”

对于改革者而言,金融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制高点和中枢,谁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权。

中国的金融银行业将往何处去?一个方向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另一个方向却是“金融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尽管有人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为了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这显然不是“实话”。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人们的现实经验上来看,这两个命题原本就是一对悖论。

市场化的银行业,无论是挂着国企还是民企的旗号,都是以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无论是美国的华尔街,还是英国的伦敦金融市场,金融尽管离不开是实体经济的支撑,但是从100年前就已经开始独立于实体经济,拥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

然而,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从本质上说,依然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2004年,中国银行业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进行市场化改革的14年之后,中国改革方向正在发生逆转。“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从逻辑的本质上,是要把金融银行业这只飞出去的鸟重新装回笼子,从而势必激起鸟儿的反抗。

从2017年底,习近平主导的新一轮金融改革,开始以“去杠杆”“严监管”为政策突破,以“反腐”和运动式的高压政治为手段,彻底遏制住了中国金融业的“咽喉”。银行表外理财、违规信托产品、委托经营被纷纷叫停,并要求三年内将不合要求的已售产品逐步收回。

从2017年底到2018年6月,中国银行业表外资金大幅回归表内。社会融资增速从2017年底的11.78%快速回落至2018年6月的10.21%。仅25家上市银行的表外理财规模较2017年底就下降了1.34万亿元。银行非标投资理财下降了44%;信托计划下降了30%。尤其是非标融资2018年以来大幅下降,相反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从2017年底的50%快速上升至2018年6月末的121%。

根据穆迪《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数据,仅2018年前6个月中国的“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就下降了2.7万亿元。

中国银行业最盈利的将近30%的业务量和40%以上的利润,就这样被中国的中央政府无情的“剥夺”了。

为了保持利润,中国的银行业一方面在加大信贷投放,另一方面也再大幅提高贷款利息。中国的银行业的平均贷款利率上浮比例,从2017年底的64.41%上升至2018年6月末的75.24%。同时,银行将企业的中长期贷款进行了大幅缩减,转而投向利息更高、周转更快的短期贷款,以及票据贴现业务。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除了在多维新闻在《中共高层被指“脱离实际”银行信贷陷入基层“困境”》一文中所述的来自于银行基层的困境之外,来自于银行管理层的抵触情绪也是溢于言表。

放着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可赚到的10%甚至更高的利润的金融业务不让干,而非要让银行去老老实实发贷款,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高流动性、高利润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抉择。

对于商业银行来讲,给中小企业贷款不仅没有利润诱惑,更没有效率可言。长此以往,银行的商业定位和管理机制都会出现问题。商业银行有可能重新蜕变成为政策性银行。对此,大多数银行的管理层都在采取观望的态度,虽然政府的政策不能不执行,但是慢一点,再慢一点,总是可以找到理由。

3 金融“梗阻” 利益驱动失灵

尽管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先后四次降准,由此向银行系统释放的资金已达3万亿元以上;尽管,中国政府在6月份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定点释放了1500亿元的贷款额度,意图给融资补偿的实体经济“输血”,但是依然效果寥寥,大量资金依然淤积在银行体内,没有下放给实体经济。

在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极度宽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并未随之出现明显增长。2018年6 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尽管达到 1.84 万亿元,但票据融资近 3000 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投放比重约 16%。股份制银行的新增贷款中43%都是票据融资。委托、信托和未贴现票据三项表外融资合计下降 1.1 万亿元,无论同比,还是环比均出现“断崖式”下跌。

9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只有10.6%,仍然在历史底部徘徊。银行贷款并没有随着银根的放松出现加速增长的态势。相反,不仅“影子银行”的规模在持续收缩,就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正规银行融资方式也在持续下滑。

10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只有6970亿元,比预期减少了2075亿元。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7288亿元,比预期下降将近一半,不足前值的13。

然而,就在实体经济嗷嗷待哺、资金奇缺之时,银行间市场资金却极度宽松,银行间回购利率不仅全线下跌,与此同时货币基金规模相比于年初增加了近3万亿元,增长接近50%。

尽管目前,中国央行发文否认了资金淤积在银行未能下放的说法,并称2018年9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1.5%,较上年同期仅仅提高了0.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33.3万亿元,同比增长13.2%;整体贷款利率也没有上升。这说明银行并没有“惜贷”情况。

但是,中国央行三季度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在结构上和局部领域,货币政策传导仍面临一些约束。从数据来看,中国的银行系统依然在将70%以上的贷款贷给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速不仅没有超过其他企业,反而相比二季度落后了2.7个百分点。

显然,对于中国实体经济,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正在遭遇金融“梗阻”。相比于用政治运动式的方式推行“去杠杆”“严监管”等金融新政,“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显得更为困难。

原有的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已经失灵,而新的驱动形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原有脱离实体经济的“银行—高利贷”链条已经被打断,而针对于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新融资渠道还没有形成。这是目前金融出现“梗阻”的根本原因。

然而可惜的是,市场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现任改革者拿出一套完整的市场化金融改革方案,相反却是在进一步加强行政化的操作。

2018年11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对中国的银行业提出了新的行政要求,针对民营企业新增贷款要完成“一二五”的目标,即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市场,还是打算用行政手段对中国的银行业进行重新改造呢?

也许,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以及“党管金融”的理念下,中共已经不在迷信华尔街模式的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化的理念。在新的改革领导人眼中,中国的银行系统,尤其是国有银行系统就应该“弯下腰来”老老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追求市场化的利润——如果中国的金融银行业还像此前一样,能够轻轻松松的赚取超额利润,那么在中国还有谁愿意投资实体产业呢?这也许就是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潜台词。

但是,如何区分政策性的金融需求与市场化的利润需求,如何将政府对资源的调配与市场对资源的调配进行有效的区分,并配合使用。这依然是个难题。希望在2019年,当中国金融体系重新纳入规范化的监管之后,中共将开始重塑中国金融生态链的工作。真正建立一个为实体经济,以及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系统和融资市场,而不是目前的“老爷”银行和“高利贷”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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