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公私”歧途 毛泽东与荣毅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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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来的中国小农经济始终没有能够跨越工业化的门槛。然而,仅仅凭借着“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就能够改变当时中国经济的面貌吗?这种简单的“改革叙事”,显然存在着违背历史常识和经济规律的逻辑漏洞。

正所谓,不知因,焉知果。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尽管发轫于农村,但核心依然是在延续着中国百年已降的工业化强国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仅仅是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回首70年前,当时来自毛泽东与荣毅仁对于中国经济路线的不同理解与共同“抉择”,其实就已经为今天的改革开启了全部话题——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一路走来,中国的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果不能从经济上了解这段历史,就无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以及当前“改革”的意义。

毛泽东利用“公私合营”、建立国有企业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完成了最初的工业体系建设,但是也为中国埋下了经济和政治隐患(图源:VCG)

1 毛泽东的抉择 自然发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

1949年,最初的中共并不是国有经济的忠实拥护者。面对当时在中国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每个中国农民都几乎平均分配了土地。在中国当时拥有接近4亿小农人口,并且几乎没有任何资本积累的情况下,无论是发展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还是美国所谓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共,以及当时的毛泽东,都是一条过于奢侈和充满空谈的选择。

尽管当时中共内部的“留苏派”与“本土派”就“建国”之后的经济路线争论很大。“留苏派”主张全面学习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全面的计划经济政策。但是,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却依旧提出了一个叫做“四面八方”的经济布局,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这种面面兼顾、没有重点的经济政策,本质上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建立初期采取的“与民休息”和“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通过农业、轻工业的恢复和积累,逐步发展经济,逐步建立重工业体系,最终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按照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这是一条自然的最优的经济发展之路。

然而,中国的经济并非是“温室中的花朵”,历史的风云突变,正在要求中国做出抉择。早在1946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的所谓“铁幕”演说,就已经拉开了世界政治和经济“冷战”的帷幕。中共自然必须选边站队。正当中共正在犹豫不决之时,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将中国直接推向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战略。

面对“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富裕”的三大历史使命和后发国家崛起的逻辑顺序。“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然被排在了“人民富裕”之前。对于刚刚经历了百年战乱和外族凌辱的中国来讲,也没有今人想象的什么“理论”“道理”可言,谁能赢得战争,谁才拥有对未来道路的选择权力。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出兵朝鲜,并且用几十万人的鲜血,赢得了胜利,至少是一个“平局”。并且为中国打出了一个苏联化的工业体系和最初的工业化启动资金。

“胜利者无可指责”这也许就是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作为战胜者的酬劳,从1953年开始,中国获得了苏联援建的从汽油、螺钉到汽车、飞机的156个工业项目,以及包括战争借款在内的12亿卢布(约合当时4亿美元)年息1%的贷款。

这可以说是中共建国的第一桶金。中共是选择接受援助,还是不接受?面对这个问题,中共内部其实也产生过争论。

如果接受苏联援助,毛泽东当初设计的“四面八方”的中国经济布局就要被推翻,“与民休息”的原则就要被放弃。先农业、再轻工、之后才是军事、重工业的正常经济发展路线将被打断。苏联那种优先重工业,依靠集体化剥夺农业利润,提高工业资本积累的计划经济模式将在中国被复制。

如果不接受,那么,将意味着中国将放弃4亿美元,当时约合16.2吨黄金的经济援助,同时还要失去整套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关键技术。今后,如果想要通过自然的资金积累和技术引进,逐步建立这套系统,可能需要至少50年的时间,投入几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完成。为了获得这种工业能力,当年日本从1869年明治维新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整积累了近70年。

更关键的是,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未来是否还有70年的和平时间,让中国完成经济的自然积累和发展,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更没有后世的悲天悯人的“圣母”情怀。

中共和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前者——先吃10年苦,在经济上再打一次“朝鲜战争”,从而为中国的未来赢得70年的发展,一跃完成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产生的最初经济背景。

并不是,中共不知道怎样发展经济更加轻松、高效。而是中共的高层很清楚,如果不趁着当时的革命热情,一鼓作气的完成这次“工业跃进”,那么今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没有经历过生死较量,甚至是“伪娘”横行的“后人”们,他们将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胆气,来完成中国的最初,也是最为残酷的工业原始积累。

2 荣毅仁从“单手赞同”到“双手投降”

从1953年中国模仿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开始从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急速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农村集体化、城市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一切都在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原始积累服务。

对于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切变化,对于中共“公然”违背1949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共同纲领”的行为,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家,荣毅仁并不赞成。

这位出身中国工商世家,刚刚接手家族生意的年轻企业家,荣毅仁甚至认为“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就意味着“投降”。

荣毅仁认为,工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商业规则,尤其对于整个的社会创新和协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个人合法财产之上的整个社会的机制与人权保障将被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所破坏。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更像一种战时经济,面对战争往往能够提供更大的产出,但是在和平年代,则需要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维持某种平衡。

正是出于企业家对于商业规则的坚守,抑或仅仅出于对于财产的保护,荣毅仁在一开始并不赞成中共“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尽管,中共打着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人人都需要劳动,甚至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旗号。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商业产权伦理,依旧无法让荣毅仁选择妥协。

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方面,荣毅仁佩服中共和毛泽东的能力,但中共选择接受苏联援助、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这显然只是中共自己的选择。中国的私营企业似乎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按照“共同纲领”的原则,荣毅仁的设想是,中共自己发展自己的国有企业,自己依旧可以在商业和产业上与中共的企业共存。

按照今天的话讲,当时39岁的荣毅仁“想和这个世界好好谈谈”。

然而,谁也没想到,他的这个愿望不久就实现了。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两次约见荣毅仁等中国工商业代表人,并且被组织参观了当时已经进行了“公私合营”的企业。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赞同了“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并存发展”的设想。但是,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挑战——私营企业家们自己发展你们的企业,中共不与干涉。而中共自己也要搞建设自己企业,然后进行“公私”竞争,看看最后到底谁能胜出?

荣毅仁终于明白了,毛泽东请他们来根本就不是进行协商的,而是来下“逐客令”的。在当时,整个工业以规模优先,民营企业在经营上的灵活并不能给企业带来足够的收益;所谓在技术创新上的活力与当时引进的苏联技术也不值一提。

更为关键的是,尽管“国家资本主义”对农民存在残酷的剥夺,但是相比于刚刚经历过战乱年代的中国农民,这种剥夺依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生活条件还能得到改善。而对工人的待遇,民营企业并不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只要中共不腐败,能够用一套官僚体系来进行高效的管理。面对国企的竞争,当时的“民营经济”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面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赎买”政策,如果自己执意选择与中共竞争,那么不仅自己的企业将一败涂地,还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政治风险。后世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不得不最终选择了“双手投降”。1956年,中共正式在全中国掀起“公私合营”运动,中国经济进入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时代。

改革开放后,延续了40年的关于“国进民退”上的争论,其实早在当时就都已经被讨论过了。只不过那时,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教条上的“撕扯”,更多的是来自技术、产能、管理、人力,以及市场上的“实际”较量。

3 从"工业跃进"到国企的尾大不掉

从此,中国经济踏上了“公私”歧路。平衡发展的经济路线被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取代。在政治上“留苏派”也彻底占了上风,从基层管理到中共中央,苏联计划经济的官僚行政模式也被彻底贯彻。

从1953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25年的“工业强行军”,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工业成就。尽管有文革的干扰,但是从经济、工业、科技上,中国逐步搭建起完成的工业体系。中国硬生生地吃下了苏联全套的工业技术转移,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人们终于不用再挣扎在温饱线上,并开始提出了追求“富裕”的要求。

尽管在历史和文学上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在经济上,只要一个国家正在践行某一经济路线,从原料生产到设备管理,再到系统运营,无论是人员配置、利润核算还是国家财政与货币金融,一切都会形成自己的逻辑。最终形成某种政治体制和思想倾向。

尽管,由于过高的农业积累和苏联的“毁约”逼债,以及越来越官僚化的管理,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的失调;但是,相比于中国取得的工业成就,尤其是对于中共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来讲,一切都被认为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可避免的牺牲。就像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2亿贫苦的农民工一样,都被认为是某种改革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尽管,毛泽东当年很早就认识了其中的问题,并试图发动过几次“反左”讲话,但是毛泽东的每次“反左”几乎最终都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就同今天中共进行的房价调控一样,每次遏制房价都会使得房价报复性的飙升。最后,毛泽东甚至不得不用发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强大的经济体系和利益体系,毛泽东最终失败了,并且让整个中国陷入了更加失控的状态。

工业上积累、经济上的危机、政治上混乱。这一切都为紧随其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改革开放前,25年在政治上的高压管理和经济上高积累率,已经让丧失革命热情的人们难以忍受——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搭建,那么现在应该是让它出来“拉车”的时候了。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恢复到“综合平衡”的发展道路上来。

尤其是对于已经运行了25年的国有企业,在对之前引进的苏联工业技术已经吃干榨净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已经开始显出疲态,需要新的开放政策,引进更加先进的设备和工艺。而被计划经济和“大锅饭”捆住手脚国民经济,也继续通过市场来释放产能。

如果说,1958年的中国是由需求而无供给,那么到了1978年之后,则已经变成了有供给能力,但是需求被严重束缚的经济状态。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客观的讲,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初期的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多是对之前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

然而,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强大惯性,以及“寄生”在其中的某种政治体制和思想,并非能够随着一纸文件而改变。从毛泽东当年“四面八方”的经济布局到“一边倒”的苏联模式,从荣毅仁的“只举一只手”到“双手投降”,都是力量的角逐。即使是毛泽东,这位政治斗争的天才,当在面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时都不得不败下阵来。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如何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将如何进行?邓小平显然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设计方案。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开手脚,除了政权之外,对所有的经济部门进行妥协,再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通过对中共内部各个势力和官僚集团的妥协与经济上的放任,进行对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调整。

至于一旦打碎“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魔瓶,将出现什么情况?邓小平其实并不知道,他没有毛泽东那样具有洞察百年的哲学眼光,但是他比毛显然更加具有行动的勇气。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从最初的“涨工资”和厂长负责制开始,逐步“摸着石头过河”,一直摸进了“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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