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务陷阱”再引非议 西方却无“一带一路”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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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2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而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习近平认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习近平表示,中国将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丝路主题债券,支持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

然而,此时的西方媒体再次把舆论的矛头指向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贷款产生的“债务陷阱”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时间4月19日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债务陷阱”等各种帽子扣不到“一带一路”头上,也不会得到任何当事国的认同。王毅直言,西方“自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自己做不好,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的心态和做法既损人又不利己。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在北京时间4月19日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严厉驳斥关于中国“债务陷阱”的言论(图源:AFP)

“自己做不到 也不让别人做”

西方媒体对“债务陷阱”的定义主要考虑项目利润的情况。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4月23日的文章为例,其作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大项目(mega-projects)会给财政困难的他国政府带去更沉重的负担。其逻辑为:当“一带一路”项目产生的盈利无法覆盖其成本时,当地政府(通常是借款人)将陷入债务危机,该项目也就成为了“债务陷阱”。

然而,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不能单算财务账。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主要是节点类和网络类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节点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节点(如港口、机场)、能源节点(如电厂、油气开采站)、信息节点(如通讯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包括路网、电网、能源网、信息网等。

从单纯的财务角度看,基础设施的缺点很多,包括投资额高、建设周期长、短期收益差等。因此,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费力不讨好”,且很容易造成债务负担。对于私有资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是效费比最差的投资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动的全球资本流动主要以私有资本为主,而私有资本对利润最为敏感。因此,“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私有资本而言无异于一剂毒药。

然而,效费比最差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是各国发展经济迫切需要的投资种类。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弥合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报告(Closing the Financing Gap in Asian Infrastructure)”显示,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缺口就高达4,590亿美元。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短期收益虽低,但其长期经济效益和外部性(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影响)极高。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但会增强社会经济的长期收益率,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当地企业的边际收益率。因此,即使基建项目融资存在恶化财政收支的可能性,大部分国家仍希望开展此类项目。

西方媒体以私有资本的逻辑无法理解中国国家资本主导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融资主要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国家资本。不同于私有资本,国家资本对利润不敏感且具备长期投资能力,因此成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主要的融资来源。

西方媒体以“债务陷阱”为借口质疑中国国家资本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同时,西方私有资本却因为利润率低而无视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这种“自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的行为让很多当事国不耻。

3月份菲律宾财政部长多明计斯(Carlos Dominguez)先后两次驳斥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质疑。多明计斯表示菲律宾拥有应对债务问题的经验,基建计划中的投资项目将经过严格的审查体系。此外,多明计斯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菲律宾从中国获得的项目贷款总额仅占菲律宾债务的0.6%,而菲律宾从日本获得的项目贷款占菲律宾债务的9%。多明计斯表示,不明白为何没有媒体提醒“日本债务陷阱”。

“自己做不好 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

如果西方私人资本缺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那么西方国家资本呢?冷战期间,西方国家资本成为对抗苏联的有力武器。在1948年启动的欧洲复兴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向西欧提供了超过120亿美元(约相当于2018年的1,00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冷战中意识形态对抗高于一切,美国欧洲复兴计划提供的贷款大部分是无偿的。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前身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为西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援助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其中,世界银行集团主要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发展组织(IDA)两大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在内的低息贷款。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财年,(自1945年以来)IBRD累计提供贷款6,813亿美元,(自1960年以来)IDA累计提供贷款3,455亿美元。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资本通过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图源:VCG)

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以“国际金融机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s)项目”的方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贷款。然而,此类贷款规模虽大,但效果平平。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资本的贷款行为与中国国家资本的贷款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国家资本贷款行为采用商业模式,没有政治附加条件,而IMF和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贷款附加了大量政治条件。该领域专家德国经济学家Axel Dreher早年的论文显示,IFIs项目贷款附加的政治条件整体呈上升趋势。1952年至1973年IMF项目贷款平均附加条件为4个,1974年至1982年平均附加条件上升至7个,1983年至1995年平均附加条件再次上升至12个,1999年至2001年平均附加条件高达21个。

如果说IMF的借款主要针对收支失衡国家的借贷项目,因此附加大量的政治条款情有可原。那么,促进发展、降低贫困的世界银行调整项目(adjustment programs)为何要附加更加庞大的贷款条件?Axel Dreher的早期论文显示,1980年至1982年世界银行集团贷款项目平均附加条件为34个,1983年至1986年平均附加条件上升至35个,1987年至1990年上升至56个。

IFIs项目贷款附加的政治条件不但降低了贷款的利用效率,而且会对借款国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灾难。2012年,Axel Dreher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显示,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附件条件——结构性调整安排(structural adjustment arrangements)会大幅增加借款国发生大型政府危机的可能性。因此,西方国家资本提供的债务更可能隐藏“陷阱”。

此外,如今西方国家资本提供的贷款数量不仅远小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而且也落后于中国。2017年财年,世界银行集团承诺的贷款数额为421亿美元,但是其年报中的贷款增加额仅为约98亿美元。201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仅对外合作贷款(指向客户提供的,用于中国与境外国家或地区政府、金融机构或主权担保企业开展合作,以及支持中国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的贷款)的增加额就超过了110亿美元。

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主导下的IMF和世界银行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让利行为更加稀少。2018年世界银行集团的贷款增加额仅为约62亿美元,且其整体资产负债表出现小幅收缩。因此,西方国家资本不但做不好贷款行为,而且开始倾向于收缩其贷款规模。西方媒体在此时仍不忘炒作中国“债务陷阱”,难保没有“酸葡萄”心理作祟。

中国“债务陷阱”论 损人而不利己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当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对象以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主。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东西方的对抗也日趋激烈。中国需要开拓新的市场,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性,以便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封锁。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技术和经验,结合充足的国家资本,中国有能力以基建的方式向外输出资本。

中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先期以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开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将大幅提高当地企业的边际收益率,并对所在国的经济社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随着当地市场的投资条件日渐成熟,对利润率要求较高的中国私企也将进入当地投资,并与中国国企共同做大市场。

中国的资本输出模式本质上结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债务陷阱”能够被西方媒体反复炒作,并被某些当事国认真考虑,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部分国家政府的长期执政能力和债务承受能力。

某些希望借助外部资本发展本国基础设施的国家,虽然有融资的意愿,但是缺乏承受低收益债务的能力。此外,一些国家(尤其是选举制民主国家)在换届之后的政策变动较大。这类政府通常更加重视项目的短期收益且缺乏长期投资规划。因此,中国对外借款时,不但要考虑项目的整体收益率,也应当重点考察借款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贯性。

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正向溢出效应。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条经验尤其适用。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只要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执政者都会重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外部借款,特别是中国这类没有附加政治条件的大额基础设施建设借贷,在国际市场上十分受到欢迎。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关于中国“债务陷阱”的非议不断,仍有大量国家希望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来自中国的贷款和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贷款对于西方私有资本来说,利润率太低,因此做不了;对于西方国家资本来说,贷款加入的附加条款太多,因此做不好;而对于采用商业模式的中国国家资本而言,不但能做还能做好。如果不是黔驴技穷,西方也不会只依靠媒体宣传向中国的资本输出施压。如果西方资本具备有效的贷款模式,美国和欧盟关于加大对非洲贷款和投资的言论也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在中国不断推出全球治理方案、不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当下,西方舆论界的恐慌可想而知。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言,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债务陷阱”正是基于“自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自己做不好,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的心态。然而,事实终将证明这种“损人不利己”言论无法阻拦“一带一路”不断壮大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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