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头上的“紧箍咒” 美元霸权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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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能够威胁全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主导了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1944年,44个国家在美国白石公园布林顿森林中的小镇内商讨战后金融秩序。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Harry White)提出了“怀特方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Keynes)提出了“凯恩斯方案”。

二战后期,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达到巅峰,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一半左右,且美国是全球最大债权国。因此,44个国家最终以“怀特方案”为基准达成了一项协议,内容包括:设立国际货币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调整汇率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自此,国际货币体系(布林顿森立体系)正式建立。

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元正式垄断国际结算(图源:VCG)

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中,美国获得了绝对主导权。美元成为国际结算的通用货币,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通过重大决议时要求85%以上的表决权支持,美国在两家国际机构中的表决权都超过了15%)。

布林顿森林体系曾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和各国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突然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林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由于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由布林顿森林体系发展而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没有影响美元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美元仅在略微贬值之后便迅速反弹。

布林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不但没有削弱美元霸权,反而增添了美国“玩弄”国际金融体系的自信。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只需要通过“印刷”美元便能够“收割”全球财富。高效率、高收益的“掠夺”方式使美国逐渐从商品输出国转为资本输出国。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长期经济衰退导致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美国趁机凭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中的附加条款,要求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1991年苏联解体后,金融自由化在全球迅速展开,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覆盖世界各个角落。

如今,美国已经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公共债务已经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其中约73%由公共部门(包括地方政府、机构、个人和海外投资者等)持有。美国政府在2018财年(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为公共债务支付的利息高达5,23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支付14.3亿美元。通过美元债务,美国与世界经济深度绑定。

由于美元霸权已经深深植入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美国可以借助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结算体系对任意国家、企业或个人进行制裁。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报文传输服务组织,在国际金融结算和清算中扮演信息通道的角色。SWIFT虽然宣称独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遵循美国政府的意志。2012年,为配合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SWIFT切断了和所有伊朗金融机构的联系,首次将一个国家整体排除在国际支付体系之外。2017年朝核危机期间,SWIFT将4家朝鲜银行“拉黑”,以满足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封锁。

此外,无处不在的美元交易为美国行使域外法权提供了便利。例如,1998年修订后的《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规定,只要是美元计价的国际合同都在美国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内。德国西门子(Siemens)公司、法国道达尔(Total)公司、英国航空航天系统(BAE Systems)公司、日本松下(Panasonic)公司等都曾触犯FCPA而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处罚。

由于美元结算的不可替代性,各国政府和企业对美国行使域外法权的行为无可奈何,跨国银行在美国司法部门的监管之下也只能选择配合。在美国司法部门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的指控中,汇丰银行(HSBC)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华为欺诈银行”的证据。

可以说,依附于美元结算系统的国际金融体系毫无隐私可言。即使美国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需要的信息,美国也有能力从其他渠道获得。2013年9月德国杂志《Der Spiegel》报道称,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通过截取SWIFT交易记录监控银行间资金往来。截至2011年,NSA名为“Tracfin”的数据库已经保存了1.8亿条来自SWIFT的交易记录。

面对美国的金融霸权,中国和欧盟都在积极寻找“突破口”。2016年10月起,中国人民币被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SDR是IMF创造的记账单位,IMF的成员国可以通过SDR平衡国际收支。目前,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占比约为10.8%,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太短,中国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的话语权太小。149个国家和地区向IMF提供的官方外汇储备记录显示,截至2018年第四季度,仅有价值2,027.9亿美元的人民币被作为外汇储备,占全部外汇储备的1.78%。SWIFT数据显示,2019年4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为1.88%。

欧元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虽大(约为33%),但是主要用于欧洲内部贸易和投资,且缺乏独立的结算体系。2018年为回避美国的制裁并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欧盟曾提出建立独立的支付渠道——“特殊目的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2019年1月底,欧盟正式公布了用于与伊朗贸易的SPV,即支持贸易工具(Instrument in Support of Trade Exchanges,INSTEX)。可惜的是,INSTEX并没有得到欧盟和欧洲企业的广泛支持,仅被用于与伊朗等被制裁的国家开展贸易。

相比之下,中国自己打造的跨境支付系统已崭露头角。自201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开发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并于2015年10月份投入使用。经过两年多的改进,CIPS二期也于2018年5月份上线。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数据显示,2018年CIPS处理业务144万笔,金额26.45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4.57%和81.71%。但是对于全球超过1,000万亿美元的总交易量而言,人民币跨境交易量仍是九牛一毛。

总体而言,尽管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惕,但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根深蒂固,全球金融系统即离不开美元也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当然,美国的倒行逆施也给了中国和欧盟增加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机会。未来,人民币和欧元结算体系或将重新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注入缺失已久的公平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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