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闯过改革“危局” 中共“深改会议”定调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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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就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十次会议。从习近平在该次会议上的讲话措辞和结论可以看出,所谓“二次改革”被认为已经“闯过”最初迷茫与“危局”——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深化改革委员会”作为习近平主导中共权力和中国改革的统一领导机构,正在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行动定下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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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次改革” 历经危局

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而启动中国“二次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就始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旅程。政策的反复无措,相互掣肘,以及在政策执行中的激进教条相互交杂。2015年“金融闯关和资本乱局”导致的股灾,2017年的经济“去杠杆”引发的企业债务危机,2018年初金融监管改革带来的网贷“暴雷雷”和银行“怠工”,都在引发中国经济的动荡与下滑。这一度曾经让中国民众感到迷茫,让中国基层的公务员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期间还传出了中共高层的内部对于习近平的不信任声音。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在中国经济改革最关键,同时也是最脆弱的时期,美国对于中国在贸易、科技产业上的打击,以及美元升值对于中国金融的冲击,都足以让中国经济再次陷入危机,让习近平的“二次改革”半途而废。

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所谓的“形势误判”中,经历着“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的过程,并一步一步地找到了改革的具体路径和节奏。甚至在贸易战的威胁下,中共也没有放弃改革的目标——主动戳破中国经济的资本泡沫,对既得利益进行整肃,将以资本、官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进行纠偏,逐步回到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中共十九大上,当习近平提出“房住不炒”时的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的人心向背。当2019年,中国经济再次面临美国贸易战升级考验时,中共再次重申“不以房地产刺激经济”,则再次显示了习近平的“执拗”与坚持。

从资本收益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经济,习近平主导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固然是正在经历最为混乱和痛苦的时期。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大长远发展和民众的福祉来讲,这确实又是不得不进行“刮骨疗毒”。一夜暴富已经全无可能,金融投机更是受限;大量附庸于金融地产资本的中介类“企业”纷纷破产;大量依托于腐败的高档消费类和政府服务类企业纷纷关门;大量依附于垄断的矿产、能源类企业纷纷亏损;大量依托于之前天量货币的“虚假创新”和低效重复的科技和工业企业将被淘汰。尽管有一部分实体企业和中小企业受到“误伤”,一部分民众利益受到损害,但是整个中国依托资本泡沫大发横财、坐享财富收益的体系已经被打断。

事实证明,2018年5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赴美进行第一轮中美高级别贸易磋商前,警告中国国内经济的那四句话也并非是虚张声势。“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抛开一切经济乱象和中共政策张弛调整,这其实是对中共“二次改革”的最朴素表述。

闯过难关 习近平的改革架构已经形成

从习近平发动“二次改革”到如今,中国经济历经将近6年的动荡,其还包括了1年多以来的中美贸易战的考验,然而,并没有出现一些悲观人士预料的经济大幅下滑和大规模失业的局面。对于中共自身来讲也从改革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政治、经济的动荡中逐步找到了自信,并且逐步梳理出了改革的框架。不仅是习近平以及改革团队的自信,来自中共内部和改革执行层的理解和信任也正在加强。

按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简称深改会议)上的讲话,中共的经济改革,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前期改革;“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的中期改革;以及“加强系集成、协同高效”的下一步改革。

2013年到2015年,以权力交接、反腐和军队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过程被定义为“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前期改革。

2016年到2019年的改革,则被习近平形容为“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的中期改革过程。从2016年以对金融市场“紧急刹车”,实施“三去一补”为开端,中共从“刺激内需”转向“供给侧结构改革”。2017年至2018年,中共在完成了对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开始对金融业进行整顿,实施全面从严监管。在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中国的银行业在历经“消极怠工”后也终于开始了针对内部经营结构和激励机制的改革,并经受住了资本进一步“出清”和贸易战的双重考验。

9月初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依然达到了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稳定在10.6%。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17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6%,同比增速比前7月高出0.4个百分点,继续延续回暖走势。

面对如此力度的国内经济改革和国际经济压力,中国经济稳住了。尽管,经济依然低迷,下降风险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场“刮骨疗毒”的改革来讲,能够保持基本工农业生产,以及进出口和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已经是难能可贵。目前,可以看到,中共在继续强力推进改革的同时,正在通过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和财政、货币政策再给改革过程中“误伤”的实体经济“输血”。正如多维新闻《中国再次降准 备足“七种武器”应对美联储“放水”》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对此中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改革方法和资金工具,以维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抵御风险”“稳定经济”之间的平衡。

而9月9日召开的中共深改会议,则是对习近平对6年来经济改革思路、经验的一次肯定和规整。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架构已经形成,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在“破旧”,还是在“立新”方面都已经有了成熟的机制和模式。习近平正在通过此次深改会议为10月份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明确主题,并进行重点工作的部署。

中共“深改”会议 定调“四中全会”

按照习近平在此次“深改会议”上的讲话,下一步,中共的改革重点将从“全面推进”转移到重点攻克“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上来,并通过“加强系集成、协同高效”来推动各方面制度改革成果的落实与成熟、定型。

从此次深改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等11项指导意见和改革方案的文件来看,中共对于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改革,无论在主攻方向,还是在主要突破口的选取上,都已经十分成熟和明确。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共将进一步确立产业发展目标明确速度与质量的综合平衡的关系。在此次深改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两份文件。中国经济将既不接受“休克疗法”,也不重蹈泡沫经济的覆辙,将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其次,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共将继续打破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教条和臆想,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此次深改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中共既要稳定民间资本的信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也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支持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

再次,中共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要求,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尤其在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实施农产品保障战略,以及在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等方面,将成为中共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

最后,中共就“第五个现代化”即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具体改革突破口。此次深改会议通过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安中国建设的意见》《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三项文件,在文化教育上的正本清源,社会管理上的智能、规范,以及促进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将成为下一步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试点。

在2013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隐忍运筹与全面推进之后,目前中国改革无论在经济制度、产业结构,还是人事、资金,都已经完成了大范围的调整、重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并开始向基层延伸。之前改革初期,中国基层政府那种不知所措、忙于应付、形式主义的等等表现,都将随着改革的“分层对接”和“新制度”的持续运行,逐步完成调整。

中国经济此时就像一座已经完成停炉检修的高炉,正在开始重新填料点火。随着火焰的蔓延和钢水的流动,一场连锁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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