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刹车”到社会治理 中共四中全会破旧立新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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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至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是此次会议的主题。相比于,6年前,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倾向于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和“破旧”的决定,中共此次则意在“立新”。

正所谓不破不立,以中共四中全会为转折,在“革故”的基础上“立新”,并成为中国各方利益可以接受、达成平衡的新机制,将是习近平对中国改革的全盘谋划。(新华社)

1 “立新”先需“破旧” 中共有意踩下的经济“刹车”

从2012年至今,中国其实就是在经历这样一种历史变革。中共将其称为“新时代”,也有人将其称作“二次改革”,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就是习近平个人的“瞎指挥”,并开始怀念经济高速增长、舆论相对宽松的“胡温时代”。然而,无论人们是“坚信”还是“怀疑”,甚至是“心存怨恨”,对于一场历史的变革来讲,往往只不过是观察者的位置差异,最终依然殊途同归。

在旧的道路和模式已经被遏制、打破之后,但是新的道路和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固然可以根据历史趋势来对大方向进行判断,不用重复40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的窘迫。但是依然没有“神仙”可以具体预知旧机制破除后暴露的全部问题,也难以构建新机制的全部逻辑和历史细节。所有的改革只有在革除旧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历经反复和尝试才能得以逐步明确。

于是,中国经济看似正在失去动力,无论中共采取怎样的经济刺激政策,投入哪怕数十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的资金都难以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日前,中国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较上季度再次下滑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制造业景气指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口数据等重要经济指标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缓。在经历了年初的一番经济刺激后,中国经济似乎并未好转,反而再次面临下行通道。

这不禁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担心,以及对于中国当下改革的失望与迷茫。所谓经济下行何时能够见底,所谓改革,对旧机制的破除究竟要进行到何等程度?资本在观望、各级官僚也在观望。

从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2013年到2015年,中共首先完成了以权力交接、高层反腐和军队改革为主要的所谓“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前期改革。在经历了2015年的“金融闯关和资本乱局”之后,2016年到2019年,习近平开始决心对经济进行“全面手术”。

首先2016年,中共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采取了“紧急刹车”,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所谓“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以维持旧有机制为核心的“刺激内需”开始转向“供给侧结构改革”。

之后,2017年至2018年,中共在完成了对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开始对金融业进行整顿,实施全面从严监管。中国经济赖以维持高增长,中国资本赖以维持高利润的“金融——土地——财政”模式在此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断。于是,经济“去杠杆”引发了企业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和网贷“暴雷”,以及中国银行系统的“怠工”,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爆发了动荡,并且出现增速下滑的现象。一方面是高企的金融资产,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一直高达200%以上。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投资。

到了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问题就更加严重。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严守“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的情况下,1月至9月的土地购置面积呈现负增长,累计同比下降了20.2%。9月份的土地溢价率为8.0%,较上月下滑2.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下滑。中国11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已经转为负值。继2018年中国实施“金融严管”,以银行表外运行为主的金融投机机制被终结后,2019年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运营机制实际上也已经停摆。地方政府失去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牟利机制。

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有的观点将其归罪于“民生多艰导致的需求不足,也有观点将此归结为“财政扩张不够”,主张继续用债务的增长推动经济。当然也有人指出是由于中国民主改革的停滞与市场经济的倒退导致了经济的最终危机。然而,从实质上来看,各种力图神圣化和抽象化描述市场和经济规律的观点只不过是在掩盖其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道理远没有那么复杂。此次中共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也就没有那么神秘。

经济永远都是尤各种各样的人和人们之间的利益构成的。中国目前的改革无非就是斩断了旧的牟利机制,伤害了资本和官僚的既得利益,使得整个经济的运行失去了支持,即使通过政府进行巨额资金的注入,由于地方政府层面动力的缺失,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落实。此次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要通过新的机制的建立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时间3月26日,习近平(左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发表了《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讲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目前全世界面临的现代化危机。中共正在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摆脱”这种囚徒困境。(Reuters)

2 中共“雄心” 破除现代社会的“囚徒困境”

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公司,中共就等同于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由于对高利润的业务进行调整,同时得罪了股东和部门经理。结果是股东们不愿意增加投资,部门经理在那里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结果连累得公司业绩连年下降。如果按照所谓的西方民主机制,以及全面市场化的改革原则,现在应该做的是股东们集体投票更换董事长和CEO。

然而,中国恰恰实施的不是这套以资本为核心的权力分配机制,而经历了2013年至2015年的前期改革,中共的中央权威也早已凌驾于地方官僚和利益集团之上。中国既不会爆发“议会革命”,也不会出现苏联那样的解体情况。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与西方体制的格格不入之处,也是所谓中国民主改革停滞威胁市场经济发展的内核。

经过70年的时间,对比全世界各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共基于“辩证唯物理论”“人民信仰”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建立起来的一套实践与经验相结合社会治理机制,包括官僚选拔机制,协商民主机制等等,使得中国有能力追求更为长远社会目标。期间尽管可能出现动荡和波折,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却拥有了极强的务实和纠错能力,可以保障社会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中共将其总结为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相比于以资本为核心以选举为制衡的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显得更为符合现代经济和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善于处理目前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囚徒困境”。

例如中国的房地产、美国的华尔街金融、英国的脱欧等等问题。当面对每个人都在反对,都认为某种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但是每个人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时。如何协调整个社会,进行有序的,效益最大化的利益再分配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的改革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从本质上说,中国与当前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变革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在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发展到一家独大后,当民众收益与工业化发展产生背离后,如何避免经济的停滞、避免社会权力陷入资本和新权贵的一家独大,避免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漩涡。

而具体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对于已经陷入“金融——地产”这种囚徒困境的国家经济和行政治理来讲,中共实际上是在利用自身权威与资源,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与经济结构的重建。这种方法虽然没有中国1949年后采取的“土改”和财政改革那样激烈和彻底,但是,从绝对数量的规模上来看,力度和困难都要大得多。

中国经济就如同染上烟瘾的人,一旦戒烟就会产生戒断反应。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强制戒烟,然后给予适当的尼古丁代替药物,并逐步减量。中国经济政策目前采取的扼制与刺激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期间必然会伴有经济下滑、无所事事、焦虑失望,等等症状。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心理戒断和环境戒断。中国经济之所以会走入“金融——地产”的囚徒困境,中国官僚之所以会产生系统性的腐败,毕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全球化背景。只有对这个根源进行彻底的改革,形成更加自信和健康的社会治理和经济运行机制才能,从目前的被动改革改为主动“戒烟”,并保证不再复吸。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已经直指问题的核心——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实体与金融的关系,在宏观层面正在进行调整。只是在给中国经济关上了“金融投机”“地产炒作”这两扇窗后,新的出路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缺少足够的示范,缺少政府微观层面的执行机制和新的激励晋升机制。

此次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需要再次证明,中共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对中共即将夺取大陆政权时的总结。时至今日,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面临再次变革的关键时期似乎依然适用。

如果按照相对朴素的表达,之前的改革强调的是“做生意要有本钱,借钱要还,投资要承担风险,做坏事要付出代价”。那么,此次四中全会则要在继续肯定之前改革经验,并形成长效机制的基础上,解决“本钱哪里来,投资风险怎样保障,以及做了好事如何奖励”的问题。

3 布局其实已经完成 中共发出改革“悬赏令”

实际上,早在此次四中全会前,中共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下一阶段的改革。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制造业增速出现下滑,但高新技术产业的却在加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4.1%,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尽管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较上年同期下降1个百分点。但是,扣除受地方政府限购和补贴取消等影响的汽车销售数据后,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呈现温和反弹趋势,上行至7.8%,增加约0.3个百分点。

同样,在进出口方面,尽管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美进出口总值下降了10.3%,但是,中国多其他地区的贸易量却在大幅增加。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依然同比增长了2.8%。贸易顺差进一步达到2.05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扩大44.2%。

只要仔细观察这些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正在这样的“尽管……但是……”的句式中,进行着经济结构的微妙调整。在此次四中全会上,中共将对此前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成绩和机制进行总结,进一步确立经济发展目标与质量综合平衡的关系。中国将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目标,中共将在劳动力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农产品保障战略、农村土地改革、金融机制改革,以及官员考核选拔机制方面做出较大调整。在此次四中全会上将对这些改革的试点情况进行总结和系统梳理,并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骨干体系,以此形成在中国全面进行推广的改革动员。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在金融方面,新的金融机构后监管机制已经确立,新的激励机制正在试点。下一步要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并通过更加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新的业务激励机制,调动银行业和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

在国有企业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手段都已经明确,并且随着《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的出台,混合所有制中,国有出资人的具体操作和职责也已经明确。无论是中共向民间资本开放资源和市场,还是中共国有企业参与民间经济的合作,都已经有法可依。目前一切就看中共的改革魄力,是否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

在土地改革方面,8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已完成修订,并将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此次四中全会将充当“发令枪”的角色,中共是否决心就此终结垄断土地资源的历史,几十万亿美元的土地财富是否将被释放出来,都在于中共一念之间。

最后,作为所有改革的实际执行人,中共将在此次四中全会上明确重新建立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僚的考核、激励和晋升机制。在GDP考核机制、个人条线与腐败化的官员晋升机制,以及土地财政的财富激励机制相继被打断之后,如何治理国家,调动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将成为首要问题。对此,2019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已经印发了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也被首次列入条例。在2019年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斗争意识的重要性,将“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发扬斗争精神”当做了衡量中共官员的要求。针对目前中国官僚体系旧机制破除后的迷茫与不思进取,将成为此次中共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共已经为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僚准备好了诸如,现代产业建设、自贸区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新金融激励机制的建立、农地入市的推广,等等“考题”和更为健康的财政来源。这种情况和40年前的改革开放一样,谁敢突破旧有格局,打破利益羁绊,谁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宠儿。此次,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声“发令枪”,从“破旧”转入“立新”,中共已经发布了改革“悬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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