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字当头或一厢情愿 2020习近平将改革推入“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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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又将面临怎样的改革与“动荡”?伴随着12月12日,中共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称会议)的落幕,中共的治理方案已经付出水面。“未来以来”,针对2020年中国经济将进行的重大改革和运行逻辑,多维新闻将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2020年“稳字当头”更多的将是一厢情愿,中国经济依然将经济一系列改革和动荡。(Reuters)

如果说2018年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两个字“折腾”,那么2019年就是一个字“狠”。原本大多数人都认为,在2018年“折腾”的一年之后,2019年中国经济将喘上一口气。没想到,中共硬是咬着牙挺过了这一年的“阵痛”。

在经济减速的同时,中共坚持推进了对金融的整肃,坚持货币不放水,即使为了经济平衡也只是进行了减税、降准、增发专项债,等等微观调整。结果,2019年中国的经济政策硬生生地把房价逼得“低了头”,把金融空转资金和金融机构的表外资金逼入得“无路可走”。按照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即金融风险有效防控,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

然而,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去泡沫化进程的深入,中共也发现在“一刀切”的紧急“刹车”在防御了金融风险,剔除了资本泡沫的同时,对于本身需要高杠杆支撑的创新经济、科创企业、基础建设,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合理经济需求也造成了极大伤害。尽管这种“误伤”往往难以避免,尤其在中共自身治理能力和机制已经出现腐败、衰弱、僵化,以及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种“误伤”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扩大化。

尤其是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乃至“新冷战”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尽管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但是,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的“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即所谓“三期叠加”带来的短期风险。

因此,从此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来看,在之前一系列“破”字当头的改革基础上,2020年中共经济政策将“稳”字当头;并在完成“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基础上,从“破旧”转向“立新”,将中国经济引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正轨、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仅仅将2020年理解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稳定调整”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

经济增速下行,伴随物价大幅上涨,经济滞胀这种最坏的情况正在发生,急需中国政府拿出解决方案。(VCG)

从此次会议的公告内容,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来看,中共高层早已将经济下行的“风险”与“阵痛”视为了改革的一部分,并自信的认为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体量和空间忍受这种必要的经济下滑。更关键的是,随着前期改革启动,对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清理,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旧制度已经被打破,新制度尚待建立的关键时期。

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经济,已经不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问题,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凶险。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和市场失效,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过度扩张和低效,以及随之而来官僚治理的腐败、懈怠、僵化和对实体经济的“错杀”。面对这种经济上“滞胀”、政治上“糜烂”的复杂形势应该怎么办?

对此,习近平采取了“弹钢琴”的策略,在不同经济类型之间、不同经济部门部门之间、分不同时间段,“稳定与激进”的改革政策交替进行。

第一阶段:通过军队改革和治理腐败,获得权力;再踩下经济“刹车”,治理市场失效和过度扩张,“去产能、去杠杆”和金融整肃的方法,防止发生金融风险。

第二阶段:在“货币政策”失效、经济面临“休克”的情况下,再依靠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措施以稳定经济,给改革留出时间。同时,巩固前期改革成效、从机制上清除经济畸形发展的土壤和腐败温床,从而彻底扭转对楼市和金融资本的预期。

第三阶段:由破转立,在暂时稳定的基础上,整治已经懈怠、僵化官僚队伍,以提高凯恩斯主义经济措施的效率,同时推出“新规则、新机制、新市场”,以解决前期改革对实体经济“误伤”、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阶段:通过新规则、新机制的建立,也就是所谓的治理现代化,实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退出,最终恢复市场的自身调节能力和健康经济秩序,建立高效、公正的政府运行机制。

整个治疗经济“滞胀”,整个过程可分为“起承转合”四个大的阶段,需要综合“方案”和不断试错的“过程”。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显然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为此,中共在2020年保持整体经济平稳的基础上,需要加速冲过这个“危险”地带,以改革的落实和新制度的建立,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更替。

在此次会议上也可以发现,在中共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的同时,习近平一再要求中共官员“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20年,中国经济管理部门或将如同2019年的中国的政法系统一样,经历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多维新闻制作)

在旧有利益链条、晋升机制被打破,即官员与资本与中国经济相互绑定的模式被打破后,习近平已不需要更多的投鼠忌器。中共各级地方官员暴露出来的各种阳奉阴违,懒政怠政,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软性抵抗,正在成为习近平建立新机制、探索新经济的主要阻碍。

看清楚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内部逻辑,和经济现象背后人与资本的关系调整,就可以理解2017年至201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深层调整。并预见到在2020年,中共除了反思错漏,更加重视区别对待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部门的“杠杆”需求和具体问题的政策调整外,一场新的改革“风暴”已经开始。

以纪检监督、群众举报、行政激励、以及行政大数据、网络监管平台建设等为主要手段的新的鞭策和激励机制将被建立。更富于建设性的改革将在2020年加速,建立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加速自贸区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带建设和土地改革,等等重要改革将在2020年,地产经济增速放缓后,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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