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棒”罚单加人事调动 中共金融整肃路线图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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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13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召开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通稿,2020年以来,中国一行两会密集召开会议,部署2020年工作。结合2019年金融监管动作和一系列人事调动,中共已经形成的一套完整金融整肃“路线图”呼之欲出。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任证监会主席和山东省省长。(VCG)

统计显示,2019年全年,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动作频频,又以银保监会开出的罚单数量最多,针对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等共计开出4,510张罚单。其中,银保监会机关开出罚单16张,银保监局本级机构开出罚单1,947张,银保监分局本级开出罚单2,547张。

在4,510张罚单中,罚款金额最多的十家银行均在500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以上,十家银行合计处罚金额超过1.3亿元。其中罚款金额最高的单张罚单是吉林银保监局对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罚款2,900万元。主要案由是违规融入同业资金事件,涉案金额合计579亿元。如果加上下辖市分行收到的处罚,同一事件2张机构罚单累计处罚金额合计达到5,150万元。不仅金融机构遭到处罚,从省分行一把手到相关岗位等几十名从业人员受到处罚,3名主要责任人遭到终身禁业。

从2019年处罚力度来看,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银行同业业务处罚力度空前。尤其是2019年5月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最为典型。尽管中国央行和银保监会公告中仅提到包商银行被接管的原因是“严重信用风险”,并未提及详细原因,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包商银行不良率居高不下、期限错配严重、同业业务负债占比过高。公开资料显示,包商银行从2017年末就再未披露过年报,但其逾期贷款从2016年的73.7亿元大幅上升至2017年末的113.6亿元。

类似包商银行等中小银行,由于地域等先天条件不足,为了与大型银行竞争,只能抬高资金成本,同时绕过监管通过同业业务渠道做大贷款业务,粉饰报表。急速扩张后遭遇监管层轰轰烈烈地去杠杆运动,短时间无法补充资本,自然会出现流动性风险。

近两年中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事件偶有发生,在新监管环境下,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负债来源少、资产负债倒挂的问题,资本补充的压力与资产质量恶化并存。2019年以来,监管官员频频吹风,个别金融机构可以试点破产退出机制。

从金融监管机构的处罚来看,银保监会对于各类风险有针对性的处罚和后续处理措施。在处理中小银行风险的问题上,监管层会针对风险种类,机构性质股权结构不同做出不同安排。

包商银行直接被接管,监管机构直接参与推进资产和债务清算;锦州银行则经由工银金融资产公司、信达资产有限公司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内资股份;恒丰银行则推进引入战略投资者,提高资本充足率。

从开具罚单的处罚原因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约束可谓“事无巨细”,从信贷业务、同业业务等机构业务,到信用卡、个人贷款等个人业务。

纵观2019年,“防范缓解重大金融风险”一直是央行和银保监会的工作重心之一。除了加大处罚力度和事无巨细的管辖范围,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动落实此前提出的“机构、政府、监管三方责任压实”。

2020年1月9日,又一位“金融副省长”走马上任。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张新为广东省副省长。公开资料显示,张新曾在世界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央行、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工作。

截至目前,不含港澳台的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经有14个省级政府配备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绝大多数人事调动都发生在2019年。各地任命金融副省长的背后,一方面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助于各地出台更加合理的金融政策。以前中国地方政府违规融资现象非常普遍,一部分是由于过去政府部门不熟悉金融政策导致的。“金融副省长”们长期在金融部门工作,在相关政策制定的时候,会更注重听取金融部门的意见,保持相关政策的平稳过渡和顺利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据不完全统计,从2018年开始,已经至少有5位金融副省长在地方任职后回归金融圈。金融部门和地方政府双向人士流动机制已经建立起来。由此可见,除高压监管的态势持续,用“金融副省长”这样的地方大员加强对于地方的控制,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共金融整肃的大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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