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问题背后不简单(一) 中共高层会议判断或已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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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在听取了中共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后,会议做出了最新判断,“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此,中共对于此次疫情中暴露问题的性质判断和决策重点也在正在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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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中国最高决策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商讨新管疫情防控。图为,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中),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六位常委(从左到右)依次为赵乐际、汪洋、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

为此相比于1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关注疫情防控而言,从2月3日,再到2月12日的两次会议,中共对待新冠疫情的防控重点也正在发生转变。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强调严防死守新冠疫情,统一指挥外,首次要求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失职渎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不服从统一指挥”的官员进行追责、依法惩处,并对其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同时,2月3日会议还要求中共的新闻以及舆论引导工作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强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

而2月12日的最近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则把焦点进一步抓入“恢复生产”继续改革之上。此次会议在要求继续“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此次会议要求区分疫情严重的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工作重点。对于疫情严重地区要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而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

通过此次中共最高层会议决策内容的变化不难发现,新冠疫情在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在掌握了预防方法、病程特性和初步的诊疗方法后,尤其在目前中国的危机应对机制已经全面启动、群防群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病毒本身的危害也并没有预先设想的那样严重。即使考虑万一,暂时不能把话说满,但是中国政府心中至少已经有了底数。否则,即使中国经济暂时停摆,中共也难以选择冒着全国疫情失控的风险,要求非重点防疫地区全面复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在防控疫情的基础上,加速恢复生产不仅中国经济,更对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起着关键作用。图为2月12日,北京北汽延峰工厂内,工作人员在生产线旁喷洒消毒液,为复工做准备。(新华社)

同时,中共在2月3日和2月12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先后重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也说明,中共对于2020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有信心,拥有手段,并且对于继续改革、坚持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没有改变。甚至,随着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逐步暴露出来的中国社会治理和经济问题,中共进行改革的决心和紧迫反而正在增强。

按照中共在2019年底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安排,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后,陆续阶段性的完成“反腐整肃”、“去产能去杠杆”,以及“金融整肃”等一系列改革后,2020年的中国改革将从破除旧机制为主的改革,向建立新的市场机制、官员激励机制转变。所谓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第五现代化”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就在新旧交替,以腐败和资本牟利为动力的旧机制几近破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中国的官僚体系,尤其是基层官员们正在人人自危、无所适从、懒政怠工、深受形式主义困扰时,新冠病毒疫情却趁虚而入。此次疫情将中国官僚体系的问题彻底暴露、放大出来。可以说,新冠病毒暴露出的中国社会治理问题可以说和之前,中国政府治理雾霾、去产能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等等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具有相同的本质。只不过这次来的是更加凶险,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病毒疫情。

更重要的是还不只有疫情在趁虚而入,来自网络舆论、社交媒体、自媒体的谣言炒作、情绪“贩卖”、焦虑的自我实现,等等都让整个疫情危机升级为一场社会危机。中共官僚在疫情初起之时的失误的固然要付主要责任,但是中共对于网络谣言、舆论误导、借题发挥、情绪煽动的失察和不作为,甚至是随波逐流,与中共的信息公开滞后所带来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一部分观点将此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的改革,这显然并不太妥当。究竟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还是改革过程的阵痛,是之前的旧机制的遗祸,还是新机制建立肇始的不足。对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性质判断,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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