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哪里最受伤 复工之外更应注重民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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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之下,距离2月18日中国政府正式全面启动复工已经9天。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复工率已经超过90%以上。然而,相比于制造业,受此次疫情打击最为严重则是,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餐饮、商超、教育、影院娱乐等强线下服务业和中小企业。

如果说2003年“非典”(SARS)疫情期间,中国经济还主要依靠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而如今中国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份额已经占到了经济总量的近60%,就业人数的近50%。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服务业企业却依然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部分企业和从业者处于危机之中。

此次新冠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尤其是服务业经济遭受重创。昔日人满为患的影院、商业街如今门可罗雀。如何在疫情之下,重新恢复消费,促进内需将是复工之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Reuters)

对此,中国政府尽管第一时间就出台了对于一些困难餐饮、商超企业的应急专项贷款扶助,减免了税费、房租,使得企业不至因一时疫情而倒掉。

2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持力度。2月26日开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税费减免措施。例如,自2020年1月1日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旅游娱乐、餐饮住宿等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可缓缴最长6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免收滞纳金;对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电、气、水等,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对承租国有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房产的企业,可以减免或减半收取1个月至3个月房租。

等等这些,可以说中国政府在维持经济稳定,扶助企业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快的反应,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随着经济恢复的启动,如何加快恢复企业正常经营、推动内需的迅速恢复,甚至是抓住此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加速供需结构调整,将成为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在企业复工之后,面对的是社会总需求的下降和占比50%以上的第三产业的经营艰难和大量失业、无力消费的局面,那么复工的意义将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伤害。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警告表示,在中国忙着复工的同时,为什么不去调研一下楼市,不去港口看一看呢。复工是形式,需求才是核心逻辑。如果不能有效恢复需求,复工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只能积压,企业债务将更加恶化,隐性通胀也将加剧。

然而,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界显然还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这种情况,抑或还在等待市场的自动恢复、产业的自然淘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此次疫情已经使得整个中国市场陷于停滞,失去了调节的能力,尤其对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来讲,整个“生产——收入——消费”的经济传导过程和市场循环已被打断。当然,在疫情之下民众的恐慌心理和防控隔离需要,才是导致内需不振,尤其是服务业停工的根本原因。但是,在疫情彻底结束之前,也并非没有办法加速经济的恢复和供给结构的调整。只是对于单一一家企业来讲,很难在现金流本就紧张的情况下,完成相应的产业和供给结构的调整。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

目前,对于制造业,政府或许可以通过增加贷款的供给、政府的组织,快速完成复工、恢复生产。但是,对于严重依赖需求端的服务业来讲,这种单纯政府供给侧的支持并没有太多效果。这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简单的“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使得事倍功半,政府花了钱、许了诺,而企业却难以收到实惠,经济也难以产生效果。

对于恢复经济,除了减免税费、房租等等成本性支出,企业其实更需要销售收入和现金流的恢复。图为中国北京市某商业区。在疫情之下,尽管制造业复工率已经接近90%,但是众多中小服务业、商业企业依然难以恢复经营。(Reuters)

为此,中国政府应考虑更加细致、灵活、有针性的市场恢复和需求启动措施,帮助企业改变供给结构,帮助民众恢复消费信心。

首先,政府财政在本就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像2008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例如“家电下乡补贴”“消费券补贴”等大范围市场补贴已经几乎不可能。而且大范围的政府“发钱”还将带来通胀隐忧。但是,中国财政可以更有针对性的,为关键民生领域和困难民众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持,并且可以成为种子资金,为调集更对社会力量的参与、建设产业平台、指明供给侧调整方向提供基础和担保。

其次,中国可以通过更灵活的现代金融体系和信息管理大数据的结合,为市场消费提供更多、更廉价的信用担保。在政府的协调和政策放开下,银行可以和各行业协会、企业联合适时推出低息专项消费信贷产品。例如,汽车消费信贷、职业培训信贷、日常消费类网购信贷、文化消费类信贷,甚至是下半年的旅游提前预订,等等更小、更细微的金融服务产品,将通过大数据平台和个人信用监管、银行资金监管等多个平台的综合贯通,加紧实施改革,试点推出产品。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着庞大而高效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远比财政和货币的经济能力更加有效。尽管这样做的副作用也不小,容易导致腐败和资源错配的风险,但是在疫情之下的经济恢复中,也可以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加以利用。

目前,企业也希望通过一部分让利来盘活销售,只是缺少相应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因此政府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与企业协会或企业合作,一方面推出一些消费优惠券,代金券等非货币类券证,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购买的方式鼓励员工消费。另一方面,通过现有的网络平台经济,组织跨企业、跨行业的合作,将一些原先过分依赖线下销售的产品和服务,转移到线上。

例如,影视院线、餐饮零售等产业,可以将网络平台企业与线下企业的资源、产能进行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这种跨产业的合作和市场供给结构的调整,原本需要一个缓慢的市场自发调节进程。但是,在疫情之下,则可以通过政府居中协调、主动组织,再加之金融、财政的有效引导而加速。目前中国的餐饮行业和电商、快递行业就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产业联合,而在影视院线、商超、医疗等领域,依然是线上线下还是两条平行线,相互竞争,内耗不断,没有形成社会合力和有效供给。一方面,民众不能及时在网上看到制作更精良的电影,不能更廉价地享受实体商超更优良的购物环境、不能享受便捷的线上医疗。但是另一方面,受平台垄断、上线费用居高不下的困扰好的电影又难以推广,实体企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中国的公立医院更是人满为患。整合产业供给结构与民众需求的不匹配将是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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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疫情则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不仅能够帮助中国政府和企业认清短板,也是一个经济加速调整的时机。政府出一份力,企业出一部分钱,银行让一部分利,共同启动中国消费市场、加速企业销售收入的恢复,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经济结构调整。

目前,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不仅需要的是降低成本、加紧复工,更关键的是尽快启动消费、恢复销售和收入现金流。相比于,依赖疫情的自然结束,依赖于从工业复工向服务业的自然传导过程复苏进程,中国政府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作出更主动地应对与改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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