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逼迫中共下定决心 “新四万亿”投资习近平加速“二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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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5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正在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衰退。尽管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促进复工,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依然仅为35.7%,比上月下降14.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29.6%,比上月下降24.5个百分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共终于下定决心提前启动“经济扩张”的计划,在上一轮“金融整肃”尚未完全收尾,新的官员激励、考核机制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加速中共经济结构的重建。从1月底至3月3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央行已经通过逆向回购、专项贷款等方式累计释放流动性近4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中国已有15个省份公布了2020年度重点项目名单,通过发行专项债和追加财政投资等方式累计将新增投资近25万亿元,尤其是卫生、5G等新型基建项目,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支撑。

补足公共卫生、民生投资短板,加速启动以5G、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投资不仅将成为中国走出疫情危机、强力拉动经济的手段,也将成为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新华社)

为此有观点认为,中共在此次疫情之下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将与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类似,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衰退与重蹈覆辙之间二选一,“大水漫灌”、“资本通胀”、“人民币贬值”的情形又将重现。习近平的“二次改革”和之前中国为经济结构调整付出的努力也将功亏一篑。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显然是只注意到了新“投资计划”的规模,而忽视了“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投资结构与投资机制的改变。

在疫情之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中共对于何时重启“经济刺激”,何时从旧有的经济模式转变到新的经济驱动一直十分谨慎,保持着循序渐进的节奏。2008年底至2009年为因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一度高达80亿元)对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同样也后患无穷,不仅使得中国丧失了一次经济转型的机会,而且经济过热、资本通胀、金融畸形发展,产能低效扩张、有效需求被严重透支等等问题也随之激化。如果不是2015年以来,中共紧急踩下经济“刹车”,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奔着早已埋伏好的“中等收入陷阱”直冲而去,时至今日,12年后中共还在为当初的“烂账”善后。

因此,习近平执政后实施的“二次改革”吸取了上一轮经济刺激的教训,首先采取了降速调整的策略,之后又对行政体系、金融体系进行了整肃和重构,而对于实质性的土地改革、基建投资、资本市场的改革和提速,始终采取“旁敲侧击”、“水到渠成”的策略。中共十分清楚,在新的市场尚未完全构建、新的官僚考核和激励机制尚未调整到位,大量“懒政怠工”、形式主义尚未得到整顿的情况下,冒然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实施新的经济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资源错配,甚至是打着“新基建”的旗号重新回到“土地财政”、“金融套利”的老路上。

2019年底,中共其实已经计划在2020年拉开经济扩张、产业转型的大幕,疫情之后这样迫切。图为,201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三)在刚刚结束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赴上海进行视察。(新华社)

从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部署来看,2020年原本的计划是,重点整顿形式主义,建立新的官僚激励机制、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经济上开始转向“新经济结构的扩张周期”,逐步开始区域经济建设、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市场改革和启动农村土地以及集体经济改革。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主次先后顺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中国经济缓步加速的态势已经显现。

然而,2019年底至2020年初的这次新冠疫情却打乱了中共的全部部署。这也是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共决策犹豫再三的原因之一。就像日本、美国所担忧的一样,抗击疫情还是保住经济?只不过,中国政府只是犹豫了几天,最终选择了以民众的生命和健康为重,开始冻结经济、全力抗击疫情。而美国和日本则选择了,保住经济,把新冠疫情当做一般病毒性感冒来处理,听天由命。美国、日本宁可冒着疫情全面失控的风险也要保持经济、资本的利益不受损失。

如果在疫情爆发之初,还在一些人还在抱怨中国政府的瞒报犹豫、处置不力,那么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在疫情面前的“裸泳”。就不难看出,面对经济的稳定,抗击疫情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如果经济因抗击疫情而动荡,其后果也许并要比疫情爆发本身更严重,死的人也许更多。与其无法控制疫情的爆发,还不如不去控制,直接放弃阵地,转而全力保障经济稳定。这也是美国政府不去全力控制疫情,反而优先主动降息的原因。

美国政府在与病毒“对赌”国运和民众生命,而中国政府则趁机完成了一次全国动员的“战争”演练。事实早已高下立判。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在进行第二步的战略转换,来弥补被“疫情”打乱的经济部署——借助已经动员起来的全国“战时机制”和暴露的短板,加速对中共官僚队伍的治理和激励机制的落实,加速对于金融新渠道的建立;以补短板为契机,实施“新经济结构扩张”,加速区域经济建设、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所谓的“新基建”投资,并加速启动农村土地和农村股份制集体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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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政府启动的“新四万亿”投资计划和重点项目来看,中国政府显然是有的放矢,而不是大水漫灌、重蹈覆辙。2月20日,中国河南省发布了主要包括,产业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和社会事业六大领域980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约3.3万亿元投资。2月23日,中国云南省发布了主要包括铁路、公路、跨境电网、5G网络覆盖、多式联运物流网等工程,约合3.6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2月26日,重庆公布了包括,交通、市政、水利、生态环保、能源、通信等项目367个,约1.45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再加之此前,中国四川、陕西、河北、浙江等省份也已发布了本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计划。除了交通、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外,补足卫生、医疗领域等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新型城镇化、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成为中国政府的投资重点。

中国政府在巩固疫情防控、积极推进复工的基础上,正在通过启动一批重点领域、重点工程的复工和投资,刺激整体经济的恢复。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充当市场导向的风向标和启动机。相比于固执地迷信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以及所谓“财政、货币、汇率”的封闭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政府更喜欢实事求是的问题导向。中国的此次经济刺激计划,更倾向于用国家信用的扩张取代之前的“资本信用”扩张;用中央政府的信用扩张,理顺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

政府刺激经济本身不是问题,刺激的方向和执行能力才是问题。不能用一个对政府的“有罪推定”,抑或是部分无能政府的存在,就否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就如同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表现的那样,不能因为西方政府的无力组织与听天由命,就否认中国政府在防控疫情上的成效。

尤其在全球化退潮、美元放水、资本通胀、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将是全球各国比拼政府执行、协调、资源配置能力的时期。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则正在逼迫中国政府最终下定决心,以加速实施中国新旧经济模式转换。下一步,随着“新四万亿”投资的落实和追加,中国经济将按照“复工——启动消费——新基建投资”的三部曲模式重新启动。中国将重新调整产业布局和投资结构,加速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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