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欧美炮轰中国产业政策的焦点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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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知名政治经济学教授认为,欧美对产业政策的新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但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焦点放错了。需求和补救措施应放在自己的国内领域。

捷克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9日刊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的撰文。文章指出,中国最初转向全球市场时,拥有几乎用之不竭的低廉劳动力供应的优势。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并非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的结果。

中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希望增加国内生产商在全球医疗用品中的份额。《纽约时报》的报道详细解释了政府如何向工厂提供廉价土地、提供补贴贷款、指示国有企业生产关键材料,以及要求医院和企业使用本土产品来推动国内供应链发展。

文章称,西方媒体现在充斥着有关中国“试图主导全球工业机器关键部件”的报道。其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描述,越来越让人联想到帝国侵略而不是“软商业”。

中美之间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确实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长,而美国领导人不愿承认世界有必要多极化的现实。但是,我们不应该让经济被地缘政治所绑架,或者更糟糕的是,强化和夸大战略竞争。

美国领导人不愿看到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冲击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Reuters)

文章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混合型、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源。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半反映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转向市场经济,那么另一半则是政府采取积极政策保护旧的经济结构(如国有企业),同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发展新产业的结果。

当然,中国人民是主要受益者,他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减贫进程。但中国的这些成果并不是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今天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增长政策,也是中国成为西方出口商和投资者如此巨大市场的原因。

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比如用于医疗用品领域的政策,对其他地方的竞争者是否不公平?

文章称,我们不应贸然作此判断。推行产业政策的标准理由是,国家有必要支持产生溢出效应、技术外部性和其他广泛社会效益的新产业。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并不擅长识别哪些行业值得支持,而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一国产业政策失误的)大部分成本。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被误导,那么因此受损的是中国自己的经济。

文章指出,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瞄准了社会效益超过私人效益的活动,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那么外国人没有理由抱怨。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修复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当所讨论的外部性是全球性问题时,如气候变化问题,这一点尤其正确。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补贴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这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好处。

很少有人指责中国生产者抬高价格。更多的时候,抱怨是相反的,中国企业被批评拉低价格。这样的指责可能更适用于美国和欧洲公司,它们经常是高科技市场的主导者。

文章认为,欧美对产业政策的新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但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焦点放错了。需求和补救措施应放在自己的国内领域。目标应该是在国内建立更具生产力、包容性的经济——而不是简单地要超过中国或破坏中国的经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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