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五中】疫情时代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十四五”规划三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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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官方新闻通稿,会议将“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尽管正式编制规划要等到2021年中国两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公布,但从频率更高的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日常下发的政策文件中,仍可一窥十四五规划的工作重点方向。

“十三五”末期发布的中长期政策指导意见(德勤研究报告截图)

“五年规划”是中共建政后借鉴苏联规划制定,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3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已经发布十三个五年规划,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牵涉甚广的系统性规划编制也十分耗时。根据《人民日报》旗下海外版媒体“侠客岛”,以实施中的“十三五”规划为例,编制工作历时3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期评估(2013年3月至2013年12月),第二阶段为基本思路研究(2014年),第三阶段为中共党中央《建议》编制(2015年初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第四阶段为正式编制《纲要》并审核通过(2015年10月到2016年3月)。

按照这个时间表对应,“十四五”规划已经确定基本思路,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计划编制就将进入收官等待审议通过阶段。对此,我们不妨对“十四五”规划有一些设想,这个处在中国两个一百年交汇,被习近平高度重视的经济规划,在两个月后究竟将以何种面貌出现在五中之上,具体内容又会有哪些?

全面扩大开放

“十四五”规划的大方向依然是以改革为主线,使经济发展从“量的飞跃”转向“质的提升”。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中,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不再是单一衡量单位。而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然离不开“开放”。

中国政府强调“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图为中国(海南)自贸区海口江东新区,高空鸟瞰新区概貌。(视觉中国)

2020年1月份正式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法治化手段,保证了未来更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帮助中国打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通过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以及优化服务改革,不仅将促进中国的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还将帮助中国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

以金融为引领的服务业开放将是重点领域。此前,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达成了银行服务、信用评级服务、电子支付服务、金融资产管理服务、保险服务、以及证券、基金管理及期货服务6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促使金融行业全面开放的时间点提前,证券、期货、基金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已经于2020年取消。

作为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方式,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将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和推广的对外开放经验。另外,开放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更多中国企业将借助“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锻造产业韧性

长期看,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需要转向“人才红利”。以人才聚集为基石,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单就产业而言,加快各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强基础和前沿研究和科技产业化,推进制造业向高质量转型。提升龙头创新企业科技孵化能力,加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政策倾斜。重点涉及5G、大数据、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

华为遭遇美国封杀让中国意识到掌握核心科技和前沿产业的重要性。(新华社)

中共高层近期频繁提到以“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这意味着,尽管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依然需要长久保持战略定力。一是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让世界分享中国的扩大内需战略;二是优化升级

产业链布局,提高高科技产业规模占比,以此促进稳定全球产业链,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培育新的增长极,夯实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继续发挥好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完善公共服务

“十三五”规划完成进度(德勤研究报告截图)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几年中,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四个重大国家战略均已完成顶层设计。而“乡村振兴战略”则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如果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中国城镇化思路的转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心城市将成为推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动力源,同时完善土地、户籍、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提高城市群承载能力,推进城市群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环保以及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新冠疫情的爆发,在充分体现了大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的同时,暴露了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均、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等多种问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埋下了隐患。以公共医疗资源为例,尽管近年来向公共卫生领域的政府财政预算以及社会投资逐年增多,但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同时由于人口众多,中国发达城市人均享有的公共医疗资源远不及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补足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基础设施的短板,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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