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重提“反对浪费” 中共似已完成新经济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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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以来,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中国国内严峻的通胀形势,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显得“风轻云淡”,先是8月11日做出反对餐饮浪费的批示,后于8月16日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上发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8月18日,在结束了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又前往安徽视察淮河水情、调研农村经济。一切看似与应对美国的“遏制”和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都丝毫没有关系,更没有“山雨欲来”的感觉。然而,相比于剑拔弩张的气氛,这种暴雨前的平静才是最令对手担心。

因为只有进行战略迂回和布设陷阱才需要静悄悄地进行,看似波澜不惊的背后才是真正的各种调兵遣将。中共其实已经悄然完成了应对新经济局势的部署。不是茫然无措,更不是盲目自信,习近平表现出的风轻云淡来自于大局已定的自信和更深远的思考。

8月18日,习近平(右五)在安徽考察调研,并慰问受灾民众。(新华社)

正如多维新闻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李克强善后疫情经济 郭树清准备“精准拆弹”》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中国已经在党政两个系统内,为应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和分工。其中,中国的国务院系统主要负责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善后工作,确保经济、就业的稳定复苏。而中共自身将直接管理金融,加大金融改革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指导,同时完成对金融风险的“精准拆弹”。

中共清晰地认识到,只要把住金融这个总“龙头”,推进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切实落实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就不会有问题,并可以期待长期的发展。而在应对美国科技“遏制”方面,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始采取了“举国体制”,通过中国国内经济的内循环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配套和产品销售网络。在整个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启动中,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正在快速推进“混合所有制”的三年改革计划。作为中国经济重大改革和转型的主要部分,目前也只有农村土地改革和产业发展,中共尚未下定决心进行全面启动。

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宣布即将应对美国压力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之前,就已经采取了行动。先做不说,而不是先搞得满城风雨,再来考虑行动。这是一种中共区别于美国政客的良好习惯。刚刚结束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实际上也只是对之前方案进行了又一次的协调和明确。

中国的经济内循环建设和进一步改革已经开始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安排,更没有必要再对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花样百出的“表演”表示惊讶。这使得习近平可以更为轻松、自信,并思考一些更为细致和长远的问题。尤其在“大战”之前,习近平更需要维持这种严肃而又不失轻松的气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8月11日,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大篇幅集中报道了习近平对于“反对餐饮浪费”的批示。尽管有观点认为,这预示着中国的粮食供应正在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但是,只要真正了解到中国粮食产量和消耗量,就会知道这是多么“脑洞大开”的揣测。正如多维新闻在《中美对抗“战前问粮”》系列文章中分析的那样,中国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库存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大豆的进口、猪肉的价格和农民的收入增长。

因此,在分明没有粮食危机的情况下,习近平重新谈及“反对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除了针对相关具体问题的相关批示外,能够成为中国官媒集中报道、官僚体系集体附和的原因其实在于习近平是在“旁敲侧击”地对当前政府官员过于浮华、怠政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敏感一些的人会发现,在2012年底,习近平刚刚执掌中共之后,就曾提出“八项规定”、“反对浪费”,这是习近平“避重就轻”地整顿中共官场的“法宝”。

正所谓“见微知著”。餐桌上的浪费和风气往往能直接体现官员的思想倾向和工作态度。而在落实新的经济部署,调整政府部门利益、调整地方重大财税结构的过程中,都需要官员在立场、利益、工作方式上完成再一次必要的转变。习近平再次强调“反对餐桌上的浪费”更多的是对官传递一种含蓄的警示。

响鼓自然不用重锤,但是对于那些有问题的“鼓”则会把厉行节约和对自身的利益调整,引向对普通民众的整治。就如同2012年“八项规定”刚一出台时,首先被取消的恰恰是基层公务员和民众的福利一样。

将不利于自己的改革和政策,转变为形式主义的应付和对民众利益的侵犯,这是中国基层政府部门惯用的伎俩。图为为了落实习近平“反对浪费”批示,中国合肥市网格综管队员在给辖区餐厅发放“光盘行动”倡议标语。(视觉中国)

其实真正需要调整的是官员的利益和经济结构的扭曲,尤其是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到,目前真正尚未完成全面部署的正是农村土地改革和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习近平8月18日,北戴河会议刚一结束就前往安徽,这个中国的农业大省、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进行考察的原因。此次考察,习近平除了了解淮河水患外,重点在于对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

在此前,习近平的调研行程也大都集中在对农村的考察。7月22日至24日,在吉林省四平市的梨树县,6月8日是在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弘德村,5月11日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的黄花菜种植基地,还有4月在陕西秦岭、3月在浙江省安吉县的余村,习近平几乎保持着每月一次的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关注。

中共显然是在寻找恰当的时机,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如何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让农村改革、农业产业拥有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同时农村改革的成败也是确保扶贫成果,吸引城市过剩劳动力(贫困线附近的城市低端就业人口)返乡创业,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动力。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为了保障城市的稳定,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农产品,尤其是主粮的价格死死地压在地板上。农副产品的价格也由于农村缺乏组织和销售能力,其产地的价格难以提高,大量利润被市场中间商赚取。一方面城市在大规模地浪费粮食,另一方面是农产品收益过低,中国农村的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这才是真正令决策者“痛心”的所在,也是需要更加细致和系统性思考的问题。

中国农民的辛勤耕作和粮食、蔬菜的丰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收入。这是中国农村经济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中国经济严重畸形的根本原因之一。图为2月10日,中国四川省随州市的农民在采摘蔬菜准备运往武汉。(Reuters)

其实,习近平8月16日发表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上关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文章,已经在透露这种长远而系统化的理论思考。这篇文章原本是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在该篇讲话中,习近平明确表示,“要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着反作用(组织得当可以起到作用,但是过于激进和落后也可以起到阻碍作用)。生产的过程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本形式决定收入和分配方式,但是资本、人员的组织方式可以反作用于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论断。

如果结合当今中国的情况具体而言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其中高端产业和科技是核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在新技术产生、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所谓“新常态”的时期,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适当提前调整,将极大地释放原有经济潜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准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

习近平希望能够“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可以说,习近平是在从哲学角度、系统角度来思考、布局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应对危机的策略。而不是针对美国的施压和具体的金融、产业问题“见招拆招”。

通过从将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已经看清了美国的实力和特朗普的策略,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惊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能力确保中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只要卡住“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的底线,积极做好经济内循环建设、扩大开放和外部合作,推进进一步改革,所有的困难都将是暂时性的,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更公平、合理的内部社会结构建设。相反,中国还将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

正所谓“大局已定”,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如临大敌、剑拔弩张。腾出一些时间来,多想想改革的细节问题和长远发展岂不是“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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