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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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业化革命导致了,资本的信仰最终取代了上帝和君主,那么在当今,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之下,面对西方政治体系的失能,以及金融资本对社会责任的背弃,人们又应该怎么办?

8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正在设法启动国内经济为主的“经济循环”,中共试图通过经济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产业链的重构,走出一条新路。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顺便给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政治经济学难题 ——中国的经济模式究竟是什么?将往哪里去?

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正在被扣在中国的头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遭遇的困境,中共正在形成自己新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是目前尚不能被西方世界广泛接受。(中国央视)

对此,有人将之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复苏,也有人说这是东方式的“威权”。但是,这种用“旧瓶装新酒”的理论套用,似乎难以说明问题。正如多维新闻在《西方正在“丢掉幻想”〈经济学人〉撰文习近平经济模式不应小看》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从旧有理论、概念中引申出来的个人权利的普遍侵犯、对资本自由的普遍限制与剥夺,在中国的实际中并没有发生。除了少数异见人士的抱怨,在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却难以发觉被压迫的不满,相反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人越来越强烈的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

那么,究竟是理论应该服从于现实,还是现实会因那些“书斋里的理论家”而改变呢?明智的做法显然应该是去认真探讨中国和世界真正遭遇的问题。

中国给出的选择是,跳出“市场”或者是“政府”的极端化的陷阱,让思维进入辩证思考的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对于市场难以调整的领域,或者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将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疫情影响之下,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困难,有大量企业倒闭,但是绝不是中国政府出手干预市场的结果。一些观点在认为中国政府借机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将整个市场纳入中共的羽翼之下。这完全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下的臆测。只要政府干预市场,就是破坏资本自由、侵害民众权利,只要财政给企业“救助”或国有企业入股民营企业,就是要“国进民退”。

持有这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专家也好、官员也罢不仅正在误判中国的经济形势,也是使得自己国家在新冠疫情面前显得“脆弱无力”、政府“涣散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相比于“非黑即白”的对抗式思维和政治模式,“知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确实给西方的哲学和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难题。而对于中国,也只有中共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保持经济稳定,居中协调,才是一个对于中国更为适合的发展模式。即使从中共的私利来说,无论是资本一家独大,还是官僚形成既得利益都将对中共自身构成根本的危害。

习近平提出的“既要市场、又要政府”,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模式,尽管阻力重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正在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图为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旨在展示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意愿。(AP)

中国人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并不简单的民谚,而是中国人在5000年文明兴衰的历史长河中捕捉到的规律。这与西方一成不变的“历史终结”不同,也与“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无常理念迥异。历史是变化的、没有尽头的,但同时又是循环的、有规律的。中共显然已经洞察到当今世界的某种巨大的变化,并敢于突破“历史终结”的窠臼,说出真话、作出行动。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的生存、企业家的经营,以及天才人物的创新,从来没有如此地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努力和产业间的合作。从5G技术、云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甚至是飞机、高铁,在这些社会经济的关键性产业上,原有的“计划和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二元对立的西方理论框架已经难以适用。巨大的资金需求、高企的投资风险、全社会网络化的需求、庞大的市场规模,等等都使得中国民营企业的传统优势正在发生着变化。

与此同时,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自由放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了问题。不仅美国已经陷入了金融资本一家独大的灾难,原有的社会制衡体系已经被破坏,而且中国自身在市场快速发展中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金融财团”,积累下巨大的贫富差距、推动了高企的房价。这些都严重侵蚀着社会的公平,侵蚀着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看似繁荣的中国经济其实极其可危。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并非空穴来风。

客观的讲,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就从国家经济发展和中共自身利益的维护来看,中共也必须转变之前自由放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证明了,中国必须保持强大国家经济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这是中共坚持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本原因。

不是中共的一己之私,也不是目前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难以为继,更不是“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而是中国国家资本的开放,是国家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中国正在将国有资产名义上的全民所有权,向实际上的全民所有、共享资本收益的模式转变。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每年向社保基金进行股权分红,这是属于全体中国民众的财产。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早已超越了“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所能涵盖的范畴。

国家资本主义是上世纪初,由苏联前领导人列宁(Lenin)提出的,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念,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是指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这个概念也曾作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初建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集中资本,形成国有经济主体的一种手段。

然而,如今显然已经物是人非。中国不仅早已完成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建立,而且也早已进入了资本过剩的时代。民营企业在中国不仅得到了全面的保护和发展,而且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扶助和经济的快速恢复更是有目共睹。现在,一些政客和学者重提“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在进行真正的理论探讨,而是在根据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借用西方对抗式的思维模式,挑动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挑动国家与资本的对立,炒作“中国威胁论”,贩卖所谓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的“冷战”思维。

因此,习近平在8月16日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文章。这其实是他2015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可以说从2015年中共就早已抛弃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该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面对这种充满东方“辩证”思维的表述,习近平确实给全世界出了一个难题——“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中国人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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