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南海智囊:深圳房地产学习新加坡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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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受到了极大冲击,生产停滞,消费下降,经济停摆。虽然随着有序复工复产,中国经济有所回升,但仍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值此之际,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提出,也被赋予了一层“绝地求生”的意味。围绕中国经济,多维记者日前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陆铭受邀参加了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且为其中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学,著有《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等。本文为系列采访第四篇。

目前深圳的住宅均价已经超过北京和上海,成为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视觉中国)

多维:根据公开报道,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理解中央最高层提出的这六点方向?尤其是第一点,“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陆铭:我觉得习近平在发言中讲到“辩证”,有两个含义。第一,不能以为发展水平越高问题就越少,其实发展水平的提高本身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原来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开放程度不高,物质生活都没有满足,自然不会有精神文化或旅游的需求,没有需求肯定也没什么矛盾。没有开放,也就不会有贸易冲突。中国加入WTO以后,只靠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会给别的国家带来贸易逆差、产业链流出等问题。所以随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就会出现。

第二,是危和机的关系。的确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阶梯式的下滑,面临很多问题。从公开表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决策层是不否认有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存在的。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也意识不到或不愿意面对问题。但是到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反而比较容易形成共识,改革阻力也小很多。从近一百年人类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的危机之后,其实都是重大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也应该充分地相信中国经济自身是有强大的韧性,这个韧性是建立在改革所创造的发展空间基础之上的。

多维:我们有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此番比较多地提到了经济学理论。他说“(要)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有,这套理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特别是有别于传统经济理论的部分。哪个部分还需加强?

陆铭: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怎么理解“理论”的问题,如果把“理论”理解为一套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我认为这套理论现在已经被慢慢提出,并且慢慢被丰富。但是如果从学术层面,中国现在经济学理论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中国提出的这套指导实践的思想和理论,如何跟现有的现代经济学或国际通行的理论之间进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要把它提升到经济学理论这个高度,作为经济学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至于你刚刚讲到什么是中国最有特色的经济理论呢?在我自己的研究里把它概括为“中国是转型发展中的大国”,什么叫转型?中国脱胎于一个计划经济,中国今天很多的体制,其实仍然遗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比如刚刚提到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开放40周年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方面适应不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潮流,这是我讲的“转型”。

什么是发展?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了土地、户籍制度的影响。另外,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有不同的模式。行政力量管制度城市化的方式是中国独有的。长期以来政府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这个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什么是大国?它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与中国的体制有关了。中国不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度,中国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美国宪法是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地方和地方、地方和联邦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的,中国的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行为。在这种模式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想招商引资,发展自己的经济。比如采取税收竞争,进而产生地方“各自为政”的市场分割问题。再比如说一条路只修到省界,形成所谓的“断头路”。这种官员主导,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行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有的影响是好的,有的影响是坏的。

所以可以看到官方一直讲,中国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理论跟一般的市场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差别。也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特有体制之下产生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研究体制和政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通过不断调整中国的体制和结构来获得“制度红利”。

多维:政治和经济确实很难剥离开,尤其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

陆铭: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把中国的体制和政策背景结合到一般的经济学理论里面呢?因为,如果离开了中国的体制和背景,一般的理论它所构画的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它跟中国的实际脱节。但是如果只强调中国特色,没有一个一般经济的理论作为基础,很难实现我们自己发展的理论跟既有的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对话。这次座谈会,习近平讲话里也提到,不是说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可以用,而是要把其中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与此同时你还要跟别人对话,提供中国的方案,中国的方案不能自说自话,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在既有的经济理论和世界范围发展模式上,有什么创新的东西,有没有可以推广和复制的经验。总之,必须要强调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结合。

多维:近期深圳住建局表示要学习新加坡的房地产模式,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的具体案例?

陆铭:我认为,理论有一般性,但具体到每个国家是有特殊性的。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主体只有一个城市,所以城市国家比较容易实现80%的住房都是政府的“组屋”。问题是,如果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是全国一起借鉴?还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单独借鉴?如果全国一起借鉴,那么这个国家的财政肯定无法负担。反过来想,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复制了新加坡的模式?如果仅仅是深圳复制,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人口是在地区之间可以流动的,——哪怕现有户籍制度下,人口不是完全自由地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深圳由政府来提供大量公租房解决住房的问题,其他地区人口一定会向深圳流动。最终结果是只有一部分人得到政府住房,另一部分只能通过市场手段,两者之间又有差价,政府怎么划分获得公租房的资格?仍然按户籍身份吗?

新加坡这个制度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外来的人口到新加坡是外国人,外国人无法获得国民待遇没问题,深圳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本来现有的户籍制度已经造成了一定不平等,改革的大方向是让每个人享受同等权利。深圳如果学习新加坡模式,大幅度地提高公租房的比例,那么,可能会有大量外来人口为这一福利迁移到深圳,然后,就会遇到如何分配公租房的问题,可能需要设置新的身份门槛,这样反而产生了新问题。所以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在理论、实践上想得再清楚些。

多维: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中国过去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虽然这套体制和模式的确很有“中国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过于突出特殊性,会不会造成某种阻碍?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想要跟西方经济理论对话,甚至推广的时候。

陆铭:学术研究包括经济学的研究,它至少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解释,一个功能是指导实践,这两个功能有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是可以分开的。作为解释现象来讲,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举个例子,我如何解释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其他国家历史同期水平低10%?如何解释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比发达国家低10%?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我要去强调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这是没问题的。但在理论指导实践的时候,如果我把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给找到,就可以从根本上推进改革。

但是如果要推广中国特色的理论,首先要想好推广什么。比如我之前的研究,我发现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消费,因为移民在城市里面长期居住,但是他没有未来永远呆在这个城市的预期,所以就会为未来可能面对的收入下降和风险而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如果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持续推进,消费可以更好地释放。如果把我的研究做一个一般性的总结,是消除人和人之间的身份歧视,可以促进消费;如果城市的发展可以走一个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服务业发展。那么这两句话是有一般性的。所以一般性和特殊性它不能截然分开,关键是在用理论时的目的是什么,解释和指导实践的时候是注重特殊性的,但是在做总结的时候是强调提升一般化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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