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之名再起“国家谈判” 中国对国际药企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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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国的贸易施压,中国政府一刻也没有懈怠。一方面联合欧盟(EU)、联合东盟(ASEAN)开辟“外循环”渠道,另一方面加紧整合国内市场,用统一的大市场来吸引、威压各大跨国企业。“以人民之名”中国将再次发起国家谈判。其中,医疗市场的变化将最为明显。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就主持召开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座谈会。中国将在对国内药品市场统一整合的基础上,开始对国际医药和医疗耗材生产巨头的虚高价格和中国溢价痛下“杀手”。

9月10日,韩正主持召开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座谈会,听取医院、企业、专家代表和地方医保局负责人意见,研究部署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新华社)

多年来中国医疗成本高企一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这里固然有民众医疗需求大幅提高的因素,用原先治疗肺炎的价格来衡量治疗肺癌的成本,这固然有失偏颇,但是,药品、耗材的价格虚高也是主要助推因素。

在历经多次医疗改革之后,中国目前已经取消了“以药养医”,药品销售加成的“恶政”。并且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行政力量将以资本为主导的医药市场,转变成为以民众主导的统一大市场。以国家谈判的形式,统一招标带量采购,既大幅降低了药价,又提升了优秀企业的竞争实力。在8月份刚刚完成的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到53%,最高降幅达到95%。实践证明,统一大市场和国家谈判的效果可谓十分明显。

于是,中国政府计划将这种有效手段推广到进口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领域。这也是目前中国医疗改革和统一大市场建设最为艰难的领域。由于目前中国医药研发技术上的落后,进口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多为国际厂商所把持,中国的仿制药和耗材处于市场边缘地位。凭借着这种对技术和市场的垄断,再加之中国各大医院的分散采购、缺乏监管,商业贿赂,价格虚高、甚至是中国溢价,已经成为了中国医疗成本高企的又一主要原因。

2012年,就曾经曝光国际医药巨头,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SK)公司行贿、黑金营销的案件,成本仅10余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的药品,在中国竟卖出10倍以上的高价。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一袋2,000毫升的腹膜透析液,生产成本不过十几元,在中国却售价达到39元。

一次性吻合器在美国市场价仅约200美元,而在中国则可卖到约710美元,价格上涨了2.5倍。

美国史赛克(Stryker)生产的陶瓷人工髋关节,在台湾地区售价约合3,270美元,而在中国广东省的售价则高达近5,800美元。

波士顿科学(Boston Scientific)生产的冠状动脉涂层支架,在中国广东省售价也要比在台湾地区的售价高出30%。

尽管中国政府三令五申地要求降低进口医疗耗材的使用,鼓励使用更为廉价的国产产品,但其背后的利益机制和广泛的医疗需求,依然让各大医疗机构置若罔闻。中国医疗成本中有将近25%的成本来自于医用耗材和检测、化验设备的折旧。医用耗材费用每年还在以近15%的增幅在迅速提高。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机制上消除腐败和价格虚高的土壤,中国在2019年尝试在河南、江苏等省启动了医疗器械集中采购工作。用国家谈判的方式,公开招标统一带量采购,在质量达标、确保供应的前提下,一旦企业成功中标就将获得一省的全部市场。而死扛价格的企业则将彻底失去在这一省份的全部公立医院订单。

在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市场威压下,国际医药巨头们的价格默契被打破。截至2019年7月,在已经完成的第一批省级集中采购中,除了少数独家药品和耗材,所涉及45种高值耗材价格总体下降26.45%,部分品种降幅超过50%。美国相关企业生产的加强型二维钛网价格从19,138元降至6,394元,降幅达66.58%。原本被认为难以撼动的国际医药巨头也不得不在国家谈判和中国统一大市场面前妥协。

从机制上杜绝商业贿赂、医药回扣、高价医药费,建立属于民众的市场经济将是中国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之一。(新华社)

2020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下发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要求治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在中国将全面实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以医保支付为基础,建立招标、采购、交易、结算、监督一体化的省级招标采购平台,推进构建区域性、中国全国性联盟采购机制。此外,今后除了各大医院参与医药招标采购外,社保基金也将成为与药企、医疗耗材企业进行谈判和直接结算又一主要力量,中国全国交易价格信息共享机制将被建立。

对此9月10日韩正在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改革、取信于民,要形成更加规范的制度体系,推动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并且明确指出,将扎实做好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对质量问题实行“零容忍”,依法依规查处。

在几经曲折之后,中国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最佳作用,不是大包大揽,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充当市场的组织者和仲裁者,维持市场供需的平衡。当博弈超出市场自身的调节范围,诸如信息严重不对称、垄断经营,以及外国势力干扰等情况时,政府就应当以“人民之名”重新撬动市场的杠杆,通过系统性的组织和新机制的建立重新恢复市场的平衡,使得资本永远无法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等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领域,接下来一场场“以人民之名”的国家谈判还将次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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