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垄节制金融 中共五中全会后经济理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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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异动连连。先是紧急叫停蚂蚁集团上市,整顿网络金融。之后,又发起了新一轮金融整肃,信用债、高杠杆等再次受到清理。10月24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再次重申“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庞氏骗局邪路。”其后,11月6日,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中国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也摆明立场“资金要进入实体经济,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府在一方面鼓励资本创新的同时,也在走上一条节制金融资本和网络垄断资本的道路。按照10月29日,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主张。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资本的自由发展将被纳入整个国家经济的需要。同时,在11月4日发布的中共《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将按照一条“遵循历史前进逻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呼应人民群众期待,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前行。

蚂蚁集团被暂停上市,其创始人马云被政府约谈,标志着中国网络资本和金融资本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图为2009年9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以朋克造型出现阿里巴巴10周年庆典晚会上。(视觉中国)

自中共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就在探索强国富民的方法和经济理论,一直在探索资本发展、金融体系与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中国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充分论述了市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然性,以及模糊地重建个人所有制概念,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谈及。

于是,中共最先是全面引入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政府将市场排斥在经济体系之外。尽管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和所谓的“鸟笼经济”,试图建立政府与市场,以及各个经济主体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但是,这显然没有引起中共整个官僚体系的重视,除了中国古典哲学和经济思想的表述外,中国经济的实践缺乏基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层面的指导与支撑。尽管计划经济帮助中国迅速从战争废墟上恢复,并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体系。但是,经济活力的缺失、官僚的滋生,以及在国际科技竞争上的落后,就如同苏联解体前的危机一样,中国也未能幸免。

之后,中国便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改革开放,中国开始逐步抛弃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步渗透进人们的思想。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国有企业退出、全面市场化、甚至是政府在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领域的全面退出,这无疑将极大地激发市场创新的激情与资本的活力。在初期,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财富将出现爆发式的增长。然而,随着大资本的形成、国际资本的进入,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陷入垄断资本的掌控、产业低水平的重复、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以及贫富差距加大、腐败横行的漩涡。最终,整个国家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在国际上,但凡推行市场化改革、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一度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俄罗斯最终莫不如此。而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

中国在开放市场融入国际产业大循环、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但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资本快速成长,同时也在悄悄地壮大自身的科技和产业实力。尽管贫富分化和腐败也十分严重,但是却始终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当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红利被几近榨干之后,中国经济却依然在高速发展,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一再食言。

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全世界的经济学者都在思考其背后的奥妙。其中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人已经初步感受到了中国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上与旧有经济学理论存在巨大差异,并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体系,即所谓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的药方进行反思。

中共建政70多年来一直在尝试建立经济架构中资本与政府、劳动之间的某种平衡关系。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述至今,中国终于开始有了一条明晰的经济理论阐述。(多维新闻)

究竟是削足适履,让中国经济去验证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假设和推论,还是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各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重新建立新的逻辑体系。实事求是的道理看似简单,但是对于旧有思想和既得利益依旧难以突破。

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事实再次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并狠狠地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个教训。自由的金融资本一家独大,自由的民众极度分裂涣散、财富也在急剧缩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掏空了欧美实体经济和政治纠错能力。而唯有中国经济在迅速、有效地凭借着贯穿于市场、产业、金融、民生等一系列领域的政府政策和改革,以及特有的城乡结构,基层社会组织完成了经济复苏,并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着对外开放、科技革命和整个经济的再次起飞。这不仅是对中国理论界的一次巨大冲击,更是对既得利益和执政者的一次警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于是,综合了前人的思考、中国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2009年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开始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和一系列主张。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

其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软硬基础设施是内生于该经济体的禀赋,包括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理位置、现有的产业、金融、法律环境等。

而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一国在每一时点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选择技术,并提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的方式。

而要实现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制度前提,一是要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二是要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要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地按照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种价格机制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存在。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要发展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建立有效市场所需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很重要,政府也不可或缺。

相比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否认市场的做法,以及“华盛顿共识”贩卖的完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新结构经济学更加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践和经济崛起。

不仅如此,新结构经济学对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目前面临的诸多关键问题,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答案。货币是否中性?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是否有效?财政政策、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如何?国企改革与预算软约束是否能提高效率?人口红利丧失后如何进行产业升级?经济开放的条件与国际资本流动是否应该开放资本账户?为何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农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等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和政府的有效协调来寻找最优解。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新华社)

新结构经济学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禁忌,实际上提出了有为政府的概念。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看来,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往往将导致最差的结果,权力寻租和市场扭曲将在所难免。但是,在新结构经济学,以及中国的实践来看,只要在政治上保持有为政府,尽管依然会存在权力寻租和市场扭曲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实现最优解。

从逻辑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突破了二战之后形成的意识形态格局,等于默认了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拥有独立经济基础和资本,认可了政府对于经济和资本的调节。更加关键的是,它为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分析体系之间提供了巧妙的契合点,为中国的资本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建立一个可以操作的平衡提供了理论指导。

2016年以来,正是基于中国对于现实的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回归,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操作指导,中国进一步地展开了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去产能”、“降杠杆”、“提升公共服务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为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起初人们对于这些改革中的阵痛还抱有怀疑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干预有些过度,已经扭曲了市场价格、降低了经济增速。但是,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以及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实实在在地验证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成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艰巨繁重的中国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任务中,中国经济克服了经济遏制和科技封锁、首先从疫情危机中复苏,并恢复高速增长。

中共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人才优势,都在诠释有效政府的理论假设。中共正在完成从改革实践向改革理论的提炼。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而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恰恰就是这个时代中,中国人对自身实践和人类变革的最新总结。

在中共五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已经几乎原文采纳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概念。在未来15年至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改革将朝着鼓励实体资本、节制金融资本、开放与自主同步推进、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综合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与市场、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底层民众与新生资产阶级将更好地结合,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平衡体系。这不仅是政治性的共存,也不是政策性的统一战线,而是在经济理论上已经得以验证的平衡合作与发展变迁进程。市场和政府、资本和劳动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存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构,这种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动荡演进,来谋求一个现实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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