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需求侧”成未来改革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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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18日,备受关注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作为中共高层每年末例行的经济工作专题会议,本次中央经济工作在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除科技创新、产业链升级等贯穿全年的“常规”议题外,新闻通稿对此前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的“需求侧改革”和反垄断都有更详细叙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层面也属首次,因此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召开前一周的政治局会议上,高层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这一表述虽略有变化——“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但“需求侧”应该会成为未来一年甚至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内的改革重点。

“供给侧”到“需求侧”一脉相承

其实,2015年中共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求侧”作为“供给侧”的另一面就曾被讨论。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分别对应社会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供给侧改革更加注重优化生产结构使其匹配终端需求,而需求侧改革则反之,重点在于优化国内需求结构并扩大内需潜力,但二者也并非完全割裂,现实中往往相互影响。“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而中国的改革总供给侧到需求侧也是一脉相承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需求侧包括投资、外需、消费,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几年,需求侧拉动经济产生的问题逐渐累积。尤其是,中国国内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宏观杠杆率不断升高,并使得大量的信贷和资金更多地流向了房地产和基建,挤压了其他实体经济的融资。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整体进程进逐渐减缓。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获得土地出让金,造成房地产价格高企。与此同时,传统基建的收益明显回落,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地方经济的模式显然难以为继。

另外,居民消费明显受到房地产挤压,一方面,从数据上来看,房地产销量同比较高的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另一方面,很多消费却与房地产深度绑定。这不利于需求长期、稳定的释放。

202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右三)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安排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相关调研。图为习近平在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新华社)

因此,在本次会议部署的八项重点任务中,“扩大内需”被排在仅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升级之后。分析认为,需求侧改革同样需要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上发力。在投资方面,弱化房地产投资和传统基建的同时,加强有效投资,使得新基建、新兴产业和科技产业等方面的投资有所扩大。“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要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

在消费方面,会议特别提到:“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这自然是消费的“堵点”,让人联想到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各类限制措施不仅抑制了汽车消费需求,也限制了与之相关的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消费是相互带动的,中国政府想要加快改革,就需要尽快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

而在出口方面,202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外需疲软。本次会议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中提出“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通过加入贸易协定拉动国内需求,并达到应对外部风险的目的。

“反垄断”力度空前

从通稿的表述从可以看出,对于需求改革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总需求”层面,而是进一步拆解、细分。尤其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的机制和政策,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触角伸向各行各业,个人隐私保护、数据收集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一再被诟病。“反垄断”不仅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也可以理解为需求改革的体现。

自蚂蚁集团上市被监管层突然叫停,中国互联网平台公司面临的反垄断压力陡增(美联社)

举例来说,一些企业,还依靠延长工时、压低工资来维持利润率水平,表面上降低了成本,但扭曲的市场实际上效率更为低下。这样的现象在垄断行业中尤为常见,除了站在行业顶端的垄断企业利润丰厚,市场上其他的参与者利益都会受损,从而造成需求被压抑。

2020年9月,一篇互联网平台如何通过大数据压榨员工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爆中国社交媒体,引起舆论强烈反响和监管当局的注意;11月初蚂蚁集团上市在最后时刻被叫停;12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投资、阅文集团、丰巢网络三家企业未依法申报收购案做出行政处罚。这一系列组合拳,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几大互联网巨头的市场垄断行为的干预,避免平台过度膨胀,防范金融风险,破坏市场秩序。

在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罕见提到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务活动受地域限制较小,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动力。通过烧钱开始恶性竞争、再用并购快速消灭竞争对手或化解威胁,最终形成垄断。

由此,会议明确“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宏观政策面临两难

宏观政策表述一向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次会议的表示是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会议明确宏观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考虑到经济复苏的势头依然需要巩固,总需求相对低迷,中国央行应该会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可能会出现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需要防范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对于财政政策的表述与往年大有不同,2019年会议的提法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而2020年对于“防风险”着墨更多。此次会议关于“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等提法在此前的会议并不多见。这也说明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在稳增长与防控风险之间面临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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