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口学家易富贤:“养不起”并非唯一难题 延迟退休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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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引发舆论热议。争论数据的真实与否或许并无太大意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未来面临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严峻的人口形势。多维新闻就此专访了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二篇(共两篇)。本文内容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不代表多维新闻立场。

多维:一直有学者认为,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但也有观点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人口数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陷入“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中。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的碰撞?

易富贤: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如果政府不用关注人口生产,那更加不用关注物质生产(经济)。

当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人口并非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

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

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

在日本东京的新富疗养院,居民们跟随人形机器人“小辣椒”进行下午锻炼。(Reuters)

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

何况人口的意义是全面的,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当然是“人口决定论”呀!

多维:中国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近5亿人人户分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发展有哪些借鉴意义?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易富贤:我对于人户分离现象没有研究。但是我对于中国人口过度流入大城市甚为担忧。

超大城市有利于物质生产,但却不利于人口生产,比如2007至2016年日本平均生育率为1.40,但是东京都只有1.13,整个东京都市圈也只有1.24;而宫崎、冲绳等县还有1.7、1.9。由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市圈,使得全国的生育率很难提升。

2008至2017年莫斯科的生育率也只有1.31,由于俄罗斯的人口相对分散,而很多中小城市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使得全国生育率还有1.65。

美国的城市密度很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每平方公里(中国连县城都超过1万人),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有1.7以上,并且人口比较分散,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集中累首都都市圈。

韩国有50%的人口分布在首都都市圈中,而首都都市圈生育环境极为恶劣,2017年首尔、仁川、京畿道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84、1.07、1.07。

中国的城市模式其实是韩国化。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环境还不如首尔。在目前这种人口的空间格局下,今后鼓励生育难度很大。

同时中国大城市的各项规划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宜业”但不“宜生”,即便人口政策调整,城市规划也很难改变,并将惯性延续。大城市要改造是非常难的,东京改造了几十年,也成效甚微,生育率非常低。而年轻人的生育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十多年。人口过多往大城市挤,相当于将他们往生育“绝路”上赶。

人口进入大城市之后,再疏散出来是很难的。与其今后改造大城市、疏散人口,不如现在将人口合理布局。

多维: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人社部表示“正在研究延迟退休的具体方案”,延迟退休近段时间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最终方案还没有出台,你认为延迟退休实施的难点在哪里?

易富贤:2020年1个65+岁的老人对应4.6个20至64岁老龄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养老金缺口;而2035年、2050年1个老人将只对应2.6个、1.9个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2021年4月14日,北京,“时尚奶奶”参加电视节目彩排。六七十岁老人们组成的“时尚奶奶团”在网络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粉丝的关注。(视觉中国)

2010年之前,英国的女性退休年龄是60岁。 2018年11月起,英国女性退休年龄被提高到65岁,和男性同龄退休。2020年10月起,英国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2026年到2028年,还要进一步提高到67岁。2030年代推迟至68岁,2040年代末期推迟至69岁。

中国今后的老龄化比应该更严重,意味着退休年龄应该会比英国更晚。

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个定时炸弹,会引发社会动荡的。2011年英国推迟退休年龄时,引发全国性抗议,两百万人大罢工。中国如果现在有序推迟退休年龄,将降低社会冲击力;如果今后突然大幅推迟,对社会的冲击会更大。

多维:多数发达国家存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哪些经验和教训?

易富贤:中国生育率低下有三大症结:

第一,心理上,不愿生。年轻人一代人不但不愿生孩子,甚至不愿结婚,中国大陆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 万人减少到2018 年1,599 万人、2019年1,380万人(600多万对),20至24 岁结婚数从2011 年953 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人、2019年365万人。

第二,物质上,养不起。中国多数地方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民不聊“生”,年轻人于是做出无“生”的抗议。

第三,生理上,生不了。中国大陆的不孕率从1980年的1%至3%提高到现在的15%以上,生育障碍率也不断攀升。初婚年龄在不断推迟,传统上女性是20岁出头就结婚,现在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都女性初婚年龄都超过30岁,中国大陆的婚育年龄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多人丧失了生殖能力。

日本等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只是聚焦于“养不起”,给生育孩子的父母提供现金奖励、住房补贴,提供免费的幼托,免费教育,对1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成本很高,但是效果并不好。日本的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9年又降至1.36。因为日本政府在“不愿生”、“生不了”上显得无能为力。

而中国未富先老,一些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连“养不起”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危机,如果有人夸耀可以靠一剂中药就能治愈,那肯定是江湖骗子。在人口问题方面中国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被发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都远低于预期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

多维:短期内的人口现状无法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靠什么?

易富贤:短期看,主要是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日本、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德国、日本的经济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2019年仍然有27%、24%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实体经济还坚挺;而法国、英国、希腊只有20%、18%、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但是从长远看,没有“人口制造业”的振兴,就不可能有“物质制造业”的振兴。中国急需出台有效的“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升生育率。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引导年轻人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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