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层约谈互联网平台 外卖快递涨价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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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监管层约谈美团、饿了么、滴滴、闪送等10家头部平台企业,要求他们重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新就业形态指的是无固定工时、薪资和工作地点,从互联网平台的订单中获取劳动机会,赚取相应的薪水。外卖和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是新就业形态的主力军。与传统劳动者相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享受自由就业的同时,也放弃了部分应有的权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中国互联网已经高速发展十多年,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壮大,新就业形态吸纳大量劳动力,慢慢成为主流。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共有236家网约车平台企业,取得许可的网约车驾驶员超过351万人。外卖送餐员与快递员规模也不断扩大,从业人数超过1000万人。与之相配的上层建筑亟待完善。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利国利民,互联网平台需对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负起责任。(视觉中国)

7月22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大致有四个方面,薪资、劳动量、考核、社会保险。其中前三项比较容易解决,唯有第四项社会保险争议颇多。一方面是快递、外卖、网约车平台盈利困难,不愿意承担相关成本。另一方面是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大多从业者没有当一辈子外卖员的打算,只想短时间内多挣点现金。还有就是社会需求和岗位变化太快,管理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复杂性高。

主要原因还是互联网平台不愿承担社保成本。平台不交社会保险,外卖员或者网约车的从业者规模仍在不断增加,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新业态从业者主要来自于工厂工人和农民,即便没有社保,这些劳动力依旧源源不断涌入外卖大军。说明送外卖的收入高于工厂,却又没那么辛苦。举个例子:广东省东莞市最低工资1720元/月,某工厂给员工定的薪资就是1720元/月,员工想多挣钱就只能加班。按国家劳动法,工作日、休息日、法定假日加班企业需支付1.5、2、3倍薪资。但由于工厂给员工的是最低薪资,即便严格遵守劳动法,该有的薪资、加班费、社会保险都足额准时支付,员工的总收入还是没有送外卖多。

表面上看,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所以互联网平台可以肆无忌惮地调高抽成,不给快递员缴纳社保。这是个经济问题,短期内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然而社会保险终归是个“社会”性问题,如果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因为没有社会保险,老无所养,老无所依,到时候还得国家财政托底。相当于美团这类企业为了自己的发展,向外转嫁社会责任,这对国家其他纳税人并不公平。也许从财务报表上看,支付外卖员薪资成本后,美团这类企业就没有利润了。但外卖员廉价的劳动力却是美团扩张,估值上涨的基础。美团股东虽然没有得到分红收益,但却能得到资本增值收益,因此为外卖员缴纳社会保险天经地义。

可能有人会用成本增加将导致需求减少,需求减少将导致失业增加这类混淆视听的借口,以便让人投鼠忌器,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一个行业必须以牺牲部分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才能发展扩大,那么就说明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存在漏洞,这个行业也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性。京东和顺丰都能做到给自己的快递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说明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在实际操作中是可以实现的。

美团为规避给外卖员缴纳社保的法定义务,要求外卖小哥注册个体工商户。双方从雇佣变成了合作,从发放工资变成了劳务费。利用劳动力供给过剩和法律漏洞,低成本扩张,劣币驱良币。最终达到市场占有率扩大,股票估值上涨,股东收获资本增值的目的。这种经营思路是没有前途的,一是不符合共同富裕,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二是不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经济发展靠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压低劳工成本。监管层要求互联网平台保护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但却没有说保护权益的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互联网企业在优化管理,提高效率的同时,以恰当的理由提高配送费用并非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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