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国民身份认同下降与教育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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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就职典礼上称,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后来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称,造成香港有年轻人“敌对国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与中国历史科并非必修科,导致年轻人不认识历史有关。她更指现时通识教育课程与共产党有关的“现代中国”单元,由于没有教科书,教师需要自行准备教材和资料,但由于部分教师立场反共,导致学生有反对中国执政党的思维。

香港在2009年实施新高中学制和课程,自此通识教育成为与中英数并列的四个必修科之一,相反高中生选修中国历史的比例却较以前大幅下降。特区政府被指轻视中国历史教育,以及通识科在教学实践上的不足,到底是否年轻人国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根源? 《多维》为此访问了香港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和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副会长张锐辉。

何汉权:轻视中史导致青年冲击法治

一直关注中史科教育的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批评多年前教育官员轻视中史科造成今日的恶果。本身是资深中史教师、中学校长的他说:“国民教育的根本在于国史教育,而国史教育在中小学的载体是中国历史科。香港既是中西文化汇聚之地,在‘一国两制’下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我们有这些先决优势,就更加应该透过中史科让学生去理解国家的发展。”

回归前,除了少数的职业先修学校和国际学校,香港几乎所有中学均有在初中阶段开设独立必修的中史科。2000年后,教育署课程发展处推动课程改革,让学校可以在中史独立成科以外,透过校本课程模式教授中国历史内容,例如把内容加入到新设计的综合人文科,或把中史科与世界历史科合併。教育局一直强调,中史科独立成科与否,无损中国历史和文化“内容”在初中属于必修的地位。

何汉权认为特区政府早年轻视中国历史教育。(图源:何汉权facebook)

“当年课程发展处不认识怎样推动国史教育,也没有理会国民教育,主事官员多站在‘两制’上看问题,以为‘一国’是不证自明,无需多讲。”何汉权批评,当年课程发展处容让学校把中史内容“校本自决”,实际效果是把中史科解体,结果导致在最高峰期,全港有逾四成中学在初中阶段不再把中史独立成科。不过,绝大多数中学近年已回复至中史独立成科的做法,目前约88%的中学均在初中开设独立的中史科。

“虽然近年很多学校已拨乱反正,但当年课程发展处的决定已造成恶果,现在很多新一代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由于早年课程发展处以至不少官员只看‘两制’不看‘一国’,结果后来政府急就章推出独立成科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结果害了国民教育。”

在何汉权看来,香港年轻一代近年的躁动不安,与政府不重视中史教育和国民教育推行失败有关。“2012年的反国教科运动,就算不是暴力也好,佔领政府总部广场也肯定不是合法行为。当时行动未有去到暴力,但这后来衍生到2016年的‘砖头暴动’,追本溯源,大家也有责任。当年课程发展处为什麽要推国民教育科?完全没有谘询。另一方面,学民思潮又是否做得对?是否争取就要佔领这里佔领那里?”他指2012年反国教运动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国教科课程指引,结果令年轻人“愈冲愈过瘾”,“暴力一步一步地形成”,导致年轻人后来再用愈来愈偏激的手法冲击法治,包括2014年佔领运动以至2016年旺角骚乱。

对于范徐丽泰指部分通识科教师立场反共,导致学生反对中国政府,何汉权认为这是合理的忧虑:“的确有些通识科老师一讲到共产党就咬牙切齿,但把个人观点透过学科向学生传承是很危险的。尤其是通识科的教材很多来自传媒,天天新款日日折旧,但学问却是要传承的。经常讲什麽普世价值,说穿了就是西方价值,把它说成是‘绝对价值’,本身就很有问题。”

张锐辉:教育不应让学生支持政权

不过,本身是资深通识科教师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副会长张锐辉批评,范徐丽泰的说法只是“伪命题”。“通职科已开科8年,现在教材和教科书发展都很成熟,教师选材时都不会以自己制定的教材为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麽多时间去自订教材。此外,教育局推出的通识科教材基本上都很专业,角度中肯。其实,现在社会透明开放,如果老师确是透过通识课堂向学生单向灌输或宣扬某一政治理念,估计学生或家长一定会提出异议,向学校投诉或表达不满,但事实上过去很少类似事件发生。”

“我认为通识科最重要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理性分析和批判思考的能力,通过多角度思考建立自己的看法。现行通识科的课程指引称,课程希望培养负责任的社会公民,兼负公民教育的责任。如果有建制派人士心目中的国民教育,只能达到让学生建立拥护国家、支持政权的结果,这些都不是通识科的宗旨。”

本身是通识科教师的教协会副会长张锐辉,经常带学生回内地考察。(陈啸轩摄)

在张锐辉眼中,年轻人国民身份认同感下降既与推行着重培养批判思考的通识科无关,甚至与中史科本身关係也不大。“年轻人希望香港更加民主,但掌权者给不到实际的改变和盼望,还把一些希望争取民主政制的年轻人关押在牢,我想这些都实实在在让年轻人对香港和中央政府失望,再加上我们的政府似乎是要把国家认同和政权认同紧紧扣连在一起,迫使我们年轻一代如果对政权不满或反对时,就等同反对或不认同国家。年轻一代国民身份认同感下降,其实是当权者一手造成。没有这个社会氛围,教育工作者没有可能改变下一代。”

“如果我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是建基于普世价值的话,年轻一代不会排拒。假如我们国家是拥抱真正民主,拥抱每一个人的人权价值,真正捍卫每一个人的自由,那么我认为年轻一代也会无条件地认同这个国家。”张锐辉认为,很多年轻人现在对中国的印象就是“财大气粗”、“香港的压迫者”,对他们来说近代史中的“苦难中国”,都很虚无飘渺。

善用“两制”优势加强中史教育

林郑月娥在选举政纲中表明,上任后将“让中史独立成科及成为初中必修科目”,外界预料这将在未来两年内实施。其实,香港教育界对加强中史教育并不会有多大异议,只是反对以政治任务骑劫专业考虑的做法。

去年初,中共教育部党组发表《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要求“加大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力度”。文件同时称,“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爱国主义最新实践”,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就是要“讲清楚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以及诋毁英雄人物的危害性。”

内地的历史教育讲求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官方教材对中共在建政前后所犯下的错误,往往避重就轻甚至避而不谈。虽然目前未有迹象显示,特区政府正尝试把内地的一套历史教育渗透到香港,但这却正是香港教育界在大方向上支持政府加强中史教育的同时,所有的合理忧虑。

香港拥有学术和言论自由,在加强中史教育的同时必须尊重“两制”的差异。香港的历史教育绝不应回避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敏感”事件,应以全面客观的态度面对中共执政前后的政治得失。在一国两制下,教育局官员不应把这些视之为碰不得的政治禁忌,除非官员自己也对一国两制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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