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从唐宫到郑宅 僭建为何总是刺痛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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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深大律师职业转型的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自上任至今回答最多的问题,却都与“一地两检”、国歌法等司法政策无关,而是她甫上任就被传媒揭发住所有多处违建的问题。由于其土木工程及法律专业的背景配合不知情、警觉性不足的澄清言辞,始终难让人信服,事件令公众对郑若骅的印象大打折扣,也在2018年开局之际,又一次挫伤了香港政府的诚信。

本身是特许工程师及资深大律师的郑若骅此前表示,自己常不在香港,购房时没注意(图源:VCG)

在城市空间狭小的香港,违建问题争议不小。尽管很多人称,加盖违建行为并非罪大恶极,但违建问题确已屡次在香港卷起众所瞩目的廉政风暴——究竟因何,会让从位居社会上层的精英群体,到蜗身贫民窟的小市民,都对违建行径格外敏感、充满愤懑?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积重难返的香港僭建生态

在香港,未经批准的建筑工程或违例建筑物(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UBW)可被称作僭建。僭建在香港的建筑生态中甚是普遍,狮子山下寸土如金,物质条件一般的港人迫于居住环境逼仄,早年许多人会绞尽脑汁来扩展居住空间。僭建的形式五花八门,如加装花笼,顶楼加建盖屋,加设花架、泳池、鱼缸,添加凉衣架,加大阳台,在官地上建私人车房、货仓、花园等,有时还能因此增加出租收入。

考虑到楼宇结构、公共区域安全等问题,政府从还是英治时代的1990年代就开始严查僭建。而对于违章建筑在香港的普遍程度,2015年4月发表的《审计署署长第64号报告书》则提到,特区政府发展局曾于2001年表示全香港有80万个僭建物,香港屋宇署2012年12月雇用的顾问公司共发现约 229 万个怀疑僭建物。

2011年,香港屋宇署曾经表示已清拆约38万个僭建物——不过,被拆除的多数还是平民百姓家的违建,香港至今仍有不少违建物存在于达官贵人的豪宅中,若是无人举报,监管者亦不会去逐家核查,因此早已有观点认为,大宅僭建是香港精英名流间的“公开秘密”。

正因于此,高官议员僭建,逐渐成了近年来香港公共平台出现频繁的一个词组。香港舆论一般界定僭建引致的政治风波始于2011年上半年,当时特区政府申诉专员公署曾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批评屋宇署与地政总署对新界村落屋宇违例建筑执法不力,其中屋宇署被指没有对超过60%违建案例采取执法行动。

各大香港媒体继而对多名高官和从政者名下物业开展调查,到今已陆续揭露出包括陈茂波、苏锦梁、曾伟雄、林瑞麟、孙明扬、吴克俭、高永文、区载佳、潘洁、黎年等数名资深政府官员,和诸如陈智思、张学明、毛孟静等多位跨政治阵营的立法会议员,住宅或所属政团办事处及所经营业务店铺涉及违规僭建工程,甚至连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夫妇也榜上有名。

2012年成为时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之所以非常不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豪宅被发现存有僭建之处。虽然此后,梁振英本人承认了隐瞒僭建的行为,并表示忏悔称“我对我自己都好失望”,他甚至还修建过一堵假墙来遮盖他扩建的部分,但他指出,并没有在竞选期间提到自己遵守了香港的房地产法规,因此触发舆情怒气。

很多人指责梁振英虚伪,因为他在当初选举中胜出的部分原因,是靠抨击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唐英年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在妻子的别墅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地下僭建建筑,后者最终被迫退出了角逐当年香港特首的竞争,败走麦城。自此以后,僭建在成为异常敏感的社会关注问题的同时,也开始演化成一种犀利的政治武器。享有很高政治声望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曾经表示,僭建改变了香港命运,若非僭建,上届特首未必是历史上的特首——而郑若骅家庭的僭建风波,只是再次证实了这个将政治与房屋改造行为强行捆绑后,对香港社会产生的诡谲化学现象。

僭建文化背后的房地产阴影

提及香港,人们一定会想到人多地少,寸土寸金等城市标签。但实际上,香港并不缺地。香港75%的土地面积是包括了林地和湿地在内的郊野地区,农地占土地面积的5%,而私人和公共住宅居住用地才占4%。而香港全部的粮食都靠进口,导致目前农地主要用来摆放空置的集装箱,因此就算不减少绿地面积,仅仅把农地改造成居住用地,扩大的面积就比现在所有居住用地多一倍。

香港的城市空间狭窄,普罗百姓由于居住条件受限,而普遍选择僭建(图源:VCG)

香港房屋的供给能力同地产价格的关联度异常之高。从1984年中英谈判后,港英政府被《中英联合声明》限定每年售地50公顷,土地供应被大幅压缩,房产价格从1989年就开始升温上涨,一直涨到1997年到房价最高点,令到香港主权回归之初的楼市价格,在这里2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旧望而却步。

香港政府彼时为了压低楼价,于是随即推出“八万五”政策,以放宽房屋供应。但之后到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意外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爆破,促使房地产价格在2003年降至冰点。可是,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政府并未选择发展商业和工业,却是用抑制拍卖土地的方式,来人为地提高价格。

同样,香港政府在1999年开始施行的“勾地”政策,也曾是推高香港房地产价格的罪魁祸首。香港政府几乎拥有香港的所有土地控制权,让它形似最大的地产商,而能起到限制土地供应及保障政府卖地收益的“勾地”政策,使得发展商唯有以信息不对等的出价方式,来向政府表明购买意向,在地产商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唯一不变的结果就是地价不断上涨。

因此,让僭建问题在香港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对普罗百姓来说,在这座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心拥有一个不算狭窄、拥挤的容身之地并不容易。香港的生活成本居于世界最高之列,尤其是它的一部分居住状况,已荒谬到令外间无不匪夷所思。

根据美国咨询机构Demographia的近期数据,香港拥有全球与收入相比最买不起的住房,香港的房价中位数相当于18年的家庭总收入,而且前提是不需缴税、也没有其他生活开支——舒服的住房条件,无疑是这座城市人口的一个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负担。对于香港那些收入中等、或者更低的人群来说,当他们力所能及的经济收入增长,也仅仅意味着只会在物欲上获得些许自由,甚至不再意味着能轻易、有效改善在自己家里的活动空间时,僭建物常见如家常便饭一般,便会是必然。

香港人因何这般憎恶僭建?

僭建建筑在香港有其普遍性,但只有权贵家庭的违建才往往引发较大争议。究其原因,不外乎富人阶层僭建的本质,其实就是贪得无足的心理体现。

在香港制度下,住宅楼宇土地价格与土地契约——相当于内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当中所订之可建最高总楼面面积相互挂钩,楼面面积增加,意味着土地价值增加,因此便须要向政府“补地价”。而由于建筑空间在香港的情况之下,每一尺都很值钱,仅为区区数百尺支付地价的话,富人们就要为享受更加宽松、惬意居住环境,承担天文数字的金钱代价,而这种付出在该群体的普遍取态中,既无端又可“避免”。

顾名思义,违章建筑是违反法律规章的行为,与司法公正及社会廉洁的关系密不可分。高官若涉违建,难免给人感觉知法犯法,有损个人、政府以至香港法制大厦长久累积的诚信,因此也才有了检视一位从政者的物业有否僭建物,已成为了解其为人指定动作的讽刺现实比喻。更何况像是今次,作为律政司长的郑若骅,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香港法治,但其家有违建却心存侥幸,自恃可以含混过关,而香港人憎恶的,正是这份精英人士们将自律操守早已抛诸脑后的自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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