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学者眼中的“香港立法会补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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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由部分香港选民决定谁来填补立法会四个空缺席位的选举中,香港的非建制派群体在竞选中还是失去了两个席位,对这个阵营来说构成了不小的挫折,此前该阵营的6位成员为了显示对抗北京的姿态,以不认真的态度更改了誓词,而被取消了资格。

选举结束后,非建制派阵营在香港立法会的70个席位中,只占据26席(图源:新华社)

其中,选举结果最让人意外的是,唯一一位参与补选的被撤职议员姚松炎,最终以细微差距败于建制派新面孔郑泳舜,没能重返议会。泛民主派在选后记者会上鞠躬道歉,在港岛区胜出的社运活动人士区诺轩也形容,这是其所在阵营的一场“惨胜”。

而是次选举的长远影响在于,今后当非建制派人士主打撤销资格的议题时,投票率或许同样不再踊跃——这对建制派的意义重大,特别是这一群体已打破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情境里,过往不敌前者的宿命。

对此议题,一场在中国城市北京展开的思辨讨论“一国两制精英沙龙”进行了细致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也是香港资深观察者的学者田飞龙,同被邀请到的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召集人、原香港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何建宗等香港问题关注者们,谈论了他们对于立法会补选结果以及未来香港政治形势的发展的认识。

站在香港政府的层面,何建宗认为,在现下很多民生议题上,香港政府持主动取态,也愿意尝试放开去做,这让非建筑派在一些在民生议题上不能企及,也没有太多的着力点施加反对。而政治议题已在由北京主导,香港政府要做的即是有策略地推行。无论《国歌法》、“23条”立法、“一地两检”,非建制派皆不能主动地制造议题,而只能被动回应,且现下这种“回应式的抗议”影响也并不大。

至于2020年举行的下一次立法会换届选举,何建宗相当乐观,称本土自决派的影响力将会慢慢下降。他认为,很难再有第二个罗冠聪出现,而朱凯迪、黄之锋等人届时的影响力也将式微。

他解释,“现在有剥夺资格、有选举主任,而本土派也需要一个土壤,就像植物一样,品种要好,但也需要土壤,要各方面条件配合。现在这种土壤已经不存在了,社会撕裂正在弥补当中。在当下香港社会趋向和解的政治氛围之下,有意从政的香港年轻人,愿意参加本土派的年轻人,相信不多”。

田飞龙的观点则跳出了香港立法会补选本身,并认为补选在香港本地已被过度放大,而他更多是将香港放在未来中国整体的发展战略中去观察。

田飞龙表述,“融合”成为了“一国两制”新的主题,这也是“一国两制”在一种动态发展的时代化特征体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一国两制”的章节中,更已有与之相关的明确论述。他认为,“融入式发展”对香港又分两个层次,因为香港是一个既要融入国家,又要继续保持自身的国际定位与特色。他续说,中国有两套发展规划对准香港,去塑造香港的未来,一是“一带一路”,另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

在田飞龙看来,“一带一路”是香港“再国际化”的主要通道,没有了“一带一路”,依托原有的“国际化”,香港优势不在,无法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国际化的必要形势,通过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中国,解决国民身份,也解决两制之间的过大差异对中国统一主权的威胁。通过2014年的“白皮书”,2017年的“七一讲话”,以及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港澳专节,应该说“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治理的新共识,已经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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