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非借来的土地 治港亟须告别殖民思维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不少来过香港的内地人,都会为这座城市的繁华、现代和文明而惊叹不已,庆幸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竟然有如此宝地。无论是直入云霄的高楼大厦、目不暇接的全世界商品、发达经济体标准的人均收入、全球领先的竞争力,还是昔日“纽伦港”、东方之珠的桂冠,抑或宽松自由的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环境和安全、高度法治化的治理体系,都让香港一再成为世人心里艳羡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然而心向往之的同时,更多的人对于香港的贫富分化、中低收入群体几乎无立锥之地、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希望而深深感到不解甚至难过。来自港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539,创下40多年来新高,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并不断在趋于恶化。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

住屋问题更是香港长期的伤疤。截至今年1月,美国规划咨询公司Demographia连续8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房价动辄每平方米10多万甚至逾20万港元(1港元约合0.127美元),而市民收入中位数只有1.5——1.6万港元之间。如果以每平米15万港元计算,40平的小房子竟然高达600万港元,对于月入1.5万中等收入港人而言,意味着不吃不喝400个月才能买上房子。而且香港生活成本非常高昂,衣食住行皆价格不菲,月入1.5万不要说奢望买房子,光是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都殊为不易。

因此大量港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的公屋,普通家庭申请公屋的轮候时间已经攀升至5.1年,这还不包括单身人士申请公屋可能要轮候30年。在此现实下,高达20.97万人挤在逼仄的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56.5平方呎,比惩教署独立囚室的75平方呎还狭小。更有一部分港人被迫露宿街头,沦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盛世蝼蚁”。

20.97万人住在逼仄的劏房里,与香港的高度繁华形成巨大反差(图源:新华社)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只会令中低收入群体看不到希望,只会堵塞必要的阶层流动,只会扼杀年轻世代创业创新的空间。长此以往,轻则会窒息城市发展和自我革新,激化各类矛盾,让整座城市成为一点即燃的火药桶,重则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颠覆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香港社会矛盾持续激化,一些人的情绪越来越充满戾气,激进行为不断上演,乃至酿成占中事件和旺角骚乱,背后均离不开深层经济困境。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港府非但缺乏作为,未能承担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反而有时还推波助澜,纵容情况的恶化。

以住屋问题为例,早在回归之初就已十分严重,首任特首董建华一度踌躇满志,大胆推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却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竟然减少住宅供应数量,令房价节节攀升,致使他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买不到楼,因为楼价太贵”。第三任特首梁振英虽然任内推行了不少抑制房价的政策,可房价还是连年上涨,导致现今普通市民基本无可能凭自身奋斗实现置业梦想。新特首林郑月娥已上任快一年,曾承诺“让市民安居,乐以香港为家”,可迄今世人仍未看到有效解决之道。

再以政府政策为例,今年港府本来财政盈余高达1,380亿港元,理应尽可能全民共享,特别是要惠及中低收入者,可结果预算案的派糖措施,仅少部分惠及基层,大部分主要派给中产、有楼阶层和录得盈利的企业,直到被批重富轻贫,引发市民抗议后,港府才不得已临时推出拾遗补漏方案。

林郑担任香港特首已近1年,她能否兑现竞选承诺,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将直接影响她的执政成效(图源:Reuters)

港府何以至此,难道财政入不敷出,有心无力?又或者官员贪腐严重,将财富中饱私囊?其实不然。即便不考虑特区政府是香港最大地主,每年土地收入都盆满钵满,单是财政储备,就已连续10年大幅盈余。今年2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来年港府将录得466亿元财政盈余,截至2019年3月底,财政储备将增至近1.14万亿元。更重要的是,不光港府财政如此富裕和充足,被世人形容“库房严重水浸”,而且港府素来以廉洁奉公著称于世。根据透明国际历年公布的清廉指数,香港长期位列全球最廉洁的20个经济体,2017年全球排名更是升至13位。

所以说,港府在应对贫富分化问题上的责任缺位,并非由于缺钱或贪腐,而是“官商共治”模式在作祟。“官商共治”模式美其名曰自由资本主义,实则是一种殖民思维。这样说绝不是否认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之于香港发展的作用。事实上,香港之所以能成为闻名世界的自由港和国际化大都市,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可或缺,但香港的资本主义近乎病态,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初衷。

众所周知,西方世界虽在资本主义兴起早期过于偏袒商人和企业家,造成马克思(Karl Marx)所批评的剥削工人、阶级矛盾尖锐等问题,但二战之后普遍施行了全方位福利改革,有效改善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处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点上,作为当时香港宗主国的英国尤其如此,不光推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改革,还出现了代表劳工权益、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并多次执政的工党。可香港没有这样幸运,在港英政府眼里,香港只是一个殖民地、“借来的土地”,无需像对待英国人那样对待港人,因此为了满足官商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诉求,经济政策越来越自由放任。

据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在《香港史》里的描述,英国殖民地部高官曾盛赞香港是“有史以来的成功范例之一”,内情竟是“我发现我一提到香港,就连财政部官员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国纳税人大把掏钱的少数殖民地之一”,“这种金钱至上的态度成为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对任何带有福利国家意味的事务,嗤之以鼻”。这也成为了香港六七暴动的诱因之一,促使了后来港英政府主动改善市民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修改劳工法例保护劳工。但即便如此,港英政府的改革举措依旧有限,“官商共治”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香港回归后“官商共治”模式延续了下来,并由于治港系统过于倚重香港工商界而不断强化。这样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香港高度自由,甚至连续24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实则造成官商阶层最大化利用政策获利,富者愈富,而大多数在激烈竞争中失意的普通港人愈发贫穷,艰难应对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毫无经济自由可言。在此情况下,不论是香港经济发展的红利,还是中央政府的惠港措施,抑或本该尽公共责任的政府政策,都会被官商阶层劫持和垄断。

总之,作为殖民遗留的“官商共治”正是当前香港治理的深层困境,是香港何以在如此繁华现代的表象下有如此严重贫困问题的总根源。毋庸赘言,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长久,若任由继续恶化下去,最终只会毁掉香港的未来。香港已经回归20余年,再也不是殖民地和“借来的土地”,实在不应该再沿袭殖民思维,而是应在坚守核心价值、维护“两制”的基础上敢于革新,让港人活得有尊严和归属感。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