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香港矛盾不断 冲突从何而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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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不少人眼里,香港似乎进入多事之秋,又是占中,又是旺角骚乱,港独思潮一度风起云涌,整个形势看起来颇不太平,矛盾和冲突不断。一些台湾政治人物将此视为香港“一国两制”被染红和治理失败的例证,把责任都归咎于中共。事实真是如此吗?

本文转自《多维TW》042期(2019年5月刊)《香港矛盾不断 冲突从何而来?》一文,将分上、下篇推出。此篇为下篇。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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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遗留的深层次矛盾

眼下香港正在为修订《逃犯条例》争论不休。此事缘于2018年一名香港女孩在台湾被发现死亡,凶嫌在香港被抓获后,却因为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导致凶嫌无法移交台湾司法。为了填补法律漏洞,港府准备修订《逃犯条例》,将逃犯送往与之没有引渡协议的司法管辖区。过程中,港府竟取消了9项可能导致移交的经济犯罪,背后足见商界在香港享有的特殊地位。

商界的特殊地位,源自港英殖民时期的激进资本主义政策。自1841年英国开埠香港后,便将本国实行的那一套自由资本主义政策移植到香港,推动了香港金融和贸易的兴起。二战后,英国吸取激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高度贫富分化的教训,改善民生,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国民福利体系。但在殖民地香港,港英当局选择走了与英国本土不同的路,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以“积极不干预”为理念,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在激进资本主义中越陷越深。

在当时全球经济格局转型、大量内地人口移入、资金在战乱下涌入香港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种自由资本主义政策,确曾有效推动了香港经济成长,但也造成香港社会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和盲目崇拜,成为路径依赖,行动思维被宰制,并长期在忽视基层民生问题。其结果,是香港经济发展开始对少数行业和家族产生依赖,个别富人垄断了大部分发展红利,贫富分化不断扩大。

直到反对港英政府的“六七暴动”刺激,港英殖民政府才开始有所反思,启动了英国官员口中的“洗脑赢心”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生投入。尤其是在1971年至1982年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担任港督期间,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政、教育、医疗、福利、基础建设、交通、经济和社会等范畴。麦理浩创立廉政公署,开发新市镇,兴建地铁,实行十年建屋计划和九年免费教育。相较于当时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除了经济更发达之外,还建立了相对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惜,等麦理浩卸任后,后继者缺乏作为,继续拥抱激进资本主义。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年开始编制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那一年,首度将香港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但在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外衣下,香港深层次经济矛盾不断加剧。本来1971年初香港吉尼系数就已高达0.43,超出国际警戒线水准,之后更是迅速恶化,从1986年的0.453升至1996年回归前夕的0.518。不仅如此,1996年,已获“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贫困率竟然高达15%。那时的香港房价已经跻身全世界最难负担的城市之一,住屋问题严峻,港人开始羡慕新加坡的组屋和福利保障。

自港英殖民时期开始,香港就已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住屋问题,回归中国后这个问题继续恶化(图源:VCG)

香港回归后,这套激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藉由港人“恐共”的情绪和既得利益群体的诉求,以及北京安抚香港人心的考量,而被毫无批判地保留下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印证了这一点,自1995年至2019年,香港已经连续25年蝉联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港府在官僚主义的惰性思维下,为这个称号陶醉不已。蔡英文过境夏威夷时,对美国传统基金会表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对台湾是很好的个案研究,香港的现况,正好提醒台湾应避免跌入大陆的陷阱。她却忘了,香港正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眼里最成功的治理标竿。

这套激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港府角色的长期消失,致使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结构单一、畸形,青年就业出路狭窄,香港成为已开发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这种情况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的香港,在台海两岸眼中,就已是个高度发达但同时又高度贫富分化的地区。回归后,这种情况不仅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因为港府对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迷思,以及港人对殖民地治理体系的畸形留恋,在北京中央政府“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一国两制”思维下,被不断放任强化。

尤其是2003年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事件后,应港府之请,北京提出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在内的不少惠港措施,放开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就是其中一项安排。这本是内地政府对香港做的一件好事,但在随后的政策实践中,因为港府未能善尽管理责任,随着大量内地游客涌入,彼此在民间产生了很多冲突。而香港遗留自殖民地时代的官商共治结构,截留了由此而带来的大量财富,使得内地的惠港政策不仅无法惠及市民,反而放大和巩固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殖民地时代又已经远去,港英政府在殖民地时代的政策被选择性记忆。在此残酷现实和有心人操弄下,许多港人难免被激进思潮所俘,酿成各种社会冲突,甚至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为北京,让北京成为港人发泄心中不满的出气筒,间接滋生了分离主义。其实即便在陆港对抗最激烈的时候,港独在香港也属于极少数。

复杂的陆港矛盾

相比于香港内部冲突和深层次经济矛盾,外界关注香港,会更容易注意到陆港矛盾。陆港矛盾的产生,首先是因为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50年里,陆港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产生了迥异的制度形式、意识形态、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今天港人绝大多数都是大陆移民的后代,他们父辈在大陆战乱、反右、大饥荒和文革的灾难下逃到香港,本就对大陆有一种负面认知,“恐共”心态极为普遍,在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下,更易杯弓蛇影。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进一步加深了港人对大陆的恐惧,当时香港爆发大规模移民潮。这种情况在香港回归后并未得到有效扭转,反而由于大陆的快速崛起,对一些港人产生深深的心理刺激。

六四事件是许多港人看待中国大陆的一个心结(图源:中央社)

在香港绝对领先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去,港人在恐惧之余,尚能藉着优越感来寻求慰藉,帮助一下大陆穷亲戚。但当大陆经济起飞后,香港优势不断降低,害怕、恐惧而又焦虑的心态占据上风。一些港人就如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心口怨气无处诉,只好撒向已成为他们眼里暴发户的昔日“阿燦”。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几乎任何拉近陆港距离的政策,都会遭到一些港人的抗拒,滋生矛盾。

其次,北京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一国两制”治理模式,和一些治港机构与官员对香港事务的不当介入和斗争性格,也激化了陆港矛盾。对北京来说,香港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城市,回归后应该在及时去殖民地化的同时,体认到香港社会的政治焦虑和“反共”、“恐共”情绪,透过加大沟通交流和国族教育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港人认同,建立起区别于殖民地体系的国家观念。事实上,也许是为了避免引发民意反弹,也许是囿于对“一国两制”的消极认识,北京不仅全盘继承了港英政府留下的殖民地治理体系,在培养港人的国族认同上,只是浅尝辄止,毫无作为。在策略上,也把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的泛民群体排斥在沟通对象之外。一些具体治港事务上,一些治港机构和官员,反倒是经常发表强硬言论,不当介入香港事务,激起了一些港人排斥情绪。其中的一些个案,更是严重损害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也让媒体有了炒作的口实。

再者,北京和香港社会对特首“普选”的认知也存在很大差异。按照《基本法》规定,特首应该普选产生,但对“普选”的方式,双方却陷入纷争。香港希望能不设前提,直接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特首,但北京更倾向于先透过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遴选委员会筛选出若干人选,然后再交由全体市民按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投票。2014年8月31日,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通过了一项“8·31”决议,就此做出两步走的程序安排。但香港立法会旋即投票否决了这一决议,从而在陆港之间产生了极大政治裂痕。结果,港人失去了在2017年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机会,北京也因为担心形势失控而加大对特定候选人的扶持力度,并由此引发了之后的雨伞运动等一系列抗议活动,其震荡和影响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香港人的情绪,严重伤害着香港社会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

持平地说,回归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通过,立法会的民意代表性大为提升,有效推动了民主化,奠定了今日香港政制的基础。即便是被香港立法会否决的“8·31”决议,对从未进行过一人一票尝试的北京来说,也已经是勇敢的尝试。无奈,北京能开出的条件和香港的期盼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加上双方都不愿妥协,就陷入了今天这样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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