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五四”与“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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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香港举行了各式的纪念活动和专题演讲。就“五四”的政治、学术和文化意义,香港社会今次对其做了彻底回顾和探讨,重新思考了这场影响当时中国命运与前途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政治文化大辩论。

香港“占中”案的多名主要参与者已被判入狱,2014年的这场抗议活动曾导致香港主要道路被占领79天(图源:AP)

而与“五四”百周年日期相近的是,近年香港最震撼的社会运动“占领中环”亦迎来了它的终章,几名主要发起人与活跃参与者各被定罪判刑。值此时刻,让人不禁思考,一百年后的香港,会否还有人能回过头来,关注近年这场以雨伞为视觉符号的街头政治运动?

乍听这一问题,可能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毕竟“五四”与“占中”难以相提并论,两者不论在思想内涵,还是政治、社会影响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

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五四”最初也是由几位具有“前卫”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一家之言掀起潮流,回应他们的则是当时一帮手无寸铁、满腔热血的学生。这些人对当时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毅然选择上街游行表达不满,而抗争过程中的许多行为,其实也称不上有多文明,例如在巴黎和会上软弱妥协的章宗祥随后遭到学生殴打,还有史称“火烧赵家楼”的亲日官员曹汝霖宅邸被学生焚毁……这些事例中所显现的“五四”民粹程度,较“占中”可谓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使是当时那些引领社运风潮的“五四”名人,如陈独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和蔡元培等人,他们事后都曾反省,那场学生运动引发了大众革命元素介入政治和中国外交事务,虽然在某程度上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民粹之风亦自那时开始,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凌驾了理性思考。

这些拥有顶尖智慧的政治人物在当时就早有忧虑,伴生“五四”运动的很多负面社会迹象,未来可能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多不良的后果。诸如胡适和李泽厚等学者甚至曾认为,发端于1915年前后的中国思想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其实已经被1919年一场偶然的学生运动打断,狭义的“五四”在当时掩盖了广义的“五四”,“救亡”式的盲目泄愤,最终成为了掐断中国人“启蒙”的那只毒手。

“五四”运动在今天需要被理性看待,其原本并非有多么深刻大意,它当时所争取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其实只是单一政治事件中的某一单纯诉求。但张国焘、陈独秀、罗家伦、傅斯年、胡适、邓中夏、罗隆基、闻一多、鲁迅、李大钊、瞿秋白……这些人,他们又的确穷其一生,透过实际行动和著述立说,深化和救赎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民粹学生街头运动。

说到这里,很多人自然就能够理解,为何将“占中”与“五四”并作讨论。“占中”未来会否促使香港社会也展开针对城市命运前途的智慧探索?现在看来,的确不得而知,毕竟在政治领域,香港民粹之风的盛行程度令人担忧。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占中”毫无疑问是香港自九七回归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它足以代表在后殖民时代成长、整整一个世代的香港人缩影。

“占中”运动已然导致香港社会及普罗大众在此后数年的疲惫和分化中迷失了方向,一些香港人变得日趋极端,另一些人则对政治开始厌倦(图源:Reuters)

尽管“占中九子”案的司法判词给出了“透过占领行动能争取香港普选是天真想法”的界定,但这份令成千上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数月的“天真”背后,其实却是导致香港社会运动近年蔚然成风的根本成因,它既源于这城市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民生困局与经济结构失衡,也源于香港人早已普遍认定,社会不公无法改善是由于迟迟未能实现政治普选。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此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就在于不论是港英时期或者九七回归后,香港都身处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受制于以商界和行政官员共治的环境。香港政商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整个国家亟待“救亡图存”、社会“民穷财尽”的危局相比,虽然它们各自的成因不可同日而语,但恰恰在运动的结果乃至后续影响上,人们本该能看到两者拥有更多“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层面,能够塑造当时中国广大青年的崭新人生态度,引导了社会新思潮的风行,但在香港,“占中”后的这几年明显不是这种情况。今天的很多香港人已然对政治感到情绪疲劳,他们学会了不再对新闻太认真,对生活总是以悲观面对。消极、无奈、逃避问题,绝非解决香港城市困局的有效途径,也断然不该是香港人在后“占中”时代应有的态度。

百年之前,面对社会问题,当时的“五四”青年们可谓从“右”到“左”,尝试了各种方式救亡图存,对自身处境进行过多元批判,更参考了不同思想光谱,躬身力行努力实践;百年之后的今天,香港面对多重社会问题,香港人又是否敢于全面批判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价值,如那些“大市场、小政府”、“自由经济”和“自力更生”之流看似政治正确的残酷经济价值观?香港从政者又能否从中汲取教训,积极重构共识,推动社会向前迈进?至于普遍的香港青年,又能否如“五四”青年一般,养成关心国事,并致力于革新自我认知的生活态度?

本文虽然无意将“占中”与“五四”等量齐观,但回望历史,往往也可成为当下的某种参照,以至化作砥砺前行的动力,这也许才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期望它留予香港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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