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副主席:纪念六四运动遭遇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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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致力于平反六四民运、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在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举办了包括各类研讨会、讲座等活动,以达到让更多香港市民了解六四事件历史的目的。6月4日当晚的六四烛光晚会,预计也将吸引大量香港市民前往参加。

而在这些工作的背后,支联会实际上也遇到了大量来自各方的压力与阻挠。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日前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表示,此前媒体所报道的一些针对支联会以及其筹办的六四纪念馆的攻击与破坏活动,只是冰山一角,这样的压力30年来一直都在发生,而今年六四30周年,这样的压力有显著加剧的趋势。【相关阅读:支联会副主席:纪念六四30周年的变与不变;支联会副主席:经济增长缺少民主监督将损失更多】

六四纪念馆中的部分展品(图源:多维记者/摄)

多维:今年支联会在台湾举办了六四的研讨会,在台湾举办,是因为在香港受到了阻力吗?

邹幸彤:因为很多与会者都是流亡的民运人士,不可能进香港。

多维: 4月份的时候,有消息称六四纪念馆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破坏了,这个事件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有调查出什么样的结果。

邹幸彤:破坏的是冰山一角,会有人去破坏,还会有人来骚扰,放一些粪便之类的东西。我们真正开馆之后又会在门口滋扰、抗议、找人上门来闹事,到里面去吵。也有一些参与装修的朋友、工作人员,受到各种恐吓、滋扰也好,各种各样的状况都会发生。

多维:这么长时间以来,遇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邹幸彤: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外力阻挠,而是我们怎么去理解中国民主运动,或者怎么去为这个民主运动想到一个出路。这个困难比较大。

这个运动本身是有能量的,有吸引到支持你的人,或者找到群众支持的一个点,运动本身内部已经没有了那个能量就很难,也没有办法找市民,找朋友去支持你面对的挑战,我觉得那个是更核心的困难。你给不出一个希望和方向,给人解释,你为什么还做这个支援民主运动的工作,你究竟在支援什么?说不出来。

多维:其实重新评价六四学生运动,可能多数人判断,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也好,都是难以实现的。你们靠什么去做这样的坚持的?

邹幸彤:靠信念,也靠香港朋友的支持,如果只是我们里面的几个人是坚持不下去的。

多维:这个支持包括哪些方面?前面你有说到,可能很多人对于“六四”的看法越来越淡泊。

邹幸彤:所以我才说刚才那个问题,我们还在找那个方向,给大家说为什么来支持我们,我们是搞什么东西,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们的路线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要说清楚,别人才有支持你的原因。比如说要平反六四,方向是什么,你平反六四是什么意思,怎么达到?这个东西自己得想清楚。外在的难处肯定是越来越多的,资源上面会避免不了地会少,能接触的面越来越少,有点避免不了。

多维:是越来越少?包括比如说像资金各方面。

邹幸彤:对。

多维:我看你们现在主要还都是以捐赠来筹集资金的。

邹幸彤:不是主要,是所有都是捐赠的。

多维:大量的市民其实是认同这个东西的,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

邹幸彤:对。最主要的捐赠来源就是烛光晚会的那天。

多维:你作为支联会中的年轻一代,想必与青年接触得会比较多。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了香港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中,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更倾向于本土主义的声音出现,一些年轻人虽然认为应该去争取更多民主,但他们又认为六四事件以及内地的民主化进程与自己无关。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邹幸彤:我觉得这有点是社会潮流,我反而没有太大的担心,一个社会里面肯定有所谓左翼一点的人、右翼一点的人、关注本地议题多一点的人、关注国际议题多一点的人,一直都存在的,是一个摇摆的状态。右翼思潮其实是全球性的现象,像特朗普(Donald Trump),像欧洲的那些国家。香港再这样的浪潮下面有多一点本土、排外的声音,也一点不奇怪,反而社会里还会有一些有国际视野的人,或者关注范围比较广一点的人。

大环境来看,香港的民主可能脱离中国的民主去考虑吗?不是一定要你投身中国的民主运动。但如果想争取香港的民主,其实你要去了解这个做决定的人是谁,肯定不是林郑月娥,肯定是北京。在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去搞港独是很蠢的。要去了解情况的话,肯定要跟内地的民主运动人士交流,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支联会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团体。

我觉得在香港的民主运动里面,肯定要有一些团体要关注香港本地的议题,也需要有支联会这样的团体,做一个中枢的角色,让香港的民主运动没有那么窄。我是这么看好支联会的角色的,是整个运动板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不能说支联会完全了整个运动的主体,那样也不行,香港的民主运动肯定不止是有支援中国的民主运动,这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多维:会不会觉得这个组成部分在越来越小?

邹幸彤:其实一直都少,我觉得没有比以前少,本土派的人会很关心中国的民主运动吗?也不见得。真正去了解的,真正去内地做NGO(非政府组织)也好,做人权工作的也好,从来就是很小的群体,互相都认识。这几年确实是少了,但是原因不是本土,原因是跟内地对境外组织的警惕加强了很多有关,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小了,根本进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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