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学生会前会长谈六四:十年的沉淀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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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4日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据主办方宣布,参加人数超过18万,而香港警方估计最高峰时期约有3.7万人参加晚会。这个数据仅次于20周年(2009年)共20万人参与集会的记录,仍为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新高。

在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十年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学生会会长的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接受了多维新闻的专访,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他,如今在内地经营着自己的产业,经历了身份转变的林朝晖是如何看待三十年前的这一场运动的?他的看法与十年前有怎样的差别?【相关阅读:香港青年企业家:港青为何认为六四与己无关;香港青年学者:泛民与建制两派都不拒绝民主制度】

每年6月4日,都有大量香港市民前往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图源:多维记者/摄)

多维:你现在是一个在内地经营一些产业的香港年轻商人,其实你是有一个转变的,因为你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是活跃于学生运动的,这个身份的改变会不会让你对于六四事件的认识有一些变化?

林朝晖:先说背景,我2009年被选任为港中大学生会的会长 。记得当年2009年的时候我和其他院校还搞了一次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当时绝食了64个小时。我们对历史客观事件的理解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随着我在内地的工作以来,变的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当年我真的会很强烈地认为中央政府或者中共可能不会有意平反。当时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比如维权、腐败问题,觉得中共并没有自我意识要做修正和改革。但是随着我到内地学习和工作,我认为中共是有自我意识的,是不断自我修正、学习的政党。比如党内民主化,新的一届政府都是党内互评机制、面试来选出一些人,还有各种的机制制衡,对于政协、人大等人民代表也有跟以前更不一样的要求。

多维: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林朝晖:比方说,10年前网络封锁可能更严。但据我观察是现在当发生各类社会事件,通常会有7天至14天的公开讨论,各类公知跟各种反对及讨论声音都可以大量在微信上出现,往往7天左右才会被全面封锁,有关部门也会主动介入处理事件。我不知道是否是有意放开公开讨论,但是7天讨论期让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封掉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观察,可能我没法让我以前的战友都认同,毕竟他们没在内地生活过。但是起码今天老百姓算是投诉有门跟过往不一样,当年六四的学生要求的党内自我改革、反官倒、反腐败,今天都明显在不断自我改正,这是跟2008年、2009年时不一样。

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共确实做了很多自我修正。当然,我们在外媒或者港媒上面看到的是某一面,但是当是你身在内地,也能从中看到另外一面。当时我会认为中共或者中央政府没有意识要自我修正,但到了今天,我认为它是在不断自我修正的。所以如果当年有人跟我说国家太大了,改变需要时间,我当年不会相信,因为我看不到任何的指标告诉我中共有自己修正的意图和可能性。

多维:那么如果回到学生运动本身呢?

林朝晖:过往我会认为学生在这个事情上面绝对没错,错一定是在执政者身上。今天我仍然觉得当时官方强硬处理的方式怎么都是错的,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这点。但退一步又去想,其实当时学生是可以有谈判的机会或者做得更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悟?跟香港占中有关。

其实占中过程中,各方的人尝试推动谈判,希望不要有流血冲突,希望争取点东西,甚至有些当时很鼓励同学参与伞运的老师, 今天也会公开说认为可能“袋住先”更好,先要了“831决定”的那个普选再说。这种感觉,我觉得和当时的事件是似曾相识的。

虽然1989年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似乎能想象到一种学生带领的广场式民主运动,气氛很热烈,甚至有当年参与过民运的前辈跟我说在大学会有女同学说:“谁不去广场,我不嫁这种男人”,跟占中时候我们面对的局面很相似。脸书(Facebook)上一边倒,感觉好像作为一个年轻人不去就不是同路人;脸书头像不换一下,感觉也不是年轻人。在这种社会压力下,试问谁能冷静下来想想,如果我们能从谈判中拿点东西下来,会否对香港更公平呢?对于在香港民主运动追求了30年那么多年的民主同路人,是否应该公允一点呢,而不是单由一代年轻人去决定这个事情。

同样在1989年,我不知道当时形势是否有出现过谈判的可能性,但却出现了王丹和柴玲之间的路线之争,证明还是存在过谈判的希望的,只不过后来整个社会气氛往激进的方向走。我相信情况应该相似的,学生运动我也做过,永远都存在这两派,但是永远是强硬的主导了整个局面。不过,以往我不会看到学生在冲突中是要负任何责任,那时我也许会觉得执政的应该有足够包容和体谅,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反到让我有点改变是,以前我没有想学生能在这个事件中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今天我会看的更多,我会认为特别是在香港,历历在目在面前的时候,学生能否在1989年从中共那边争取一点东西呢?同样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上面又能否争取一点东西呢?而不是必须像现在一样坐困愁城呢?

在内地学习跟经历让我认为,如果1989年没有发生那次事件,说不定能帮助中共一些比较温和的,提早一些改革,中共的自我修正可能没那么晚发生,甚至宣传短片一直说,学生运动是错误的,我听老师说直到1994年才停止播放,一直重复播放说学生运动是一个暴动。

根据这个历史来看,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事件之后,从此没那么自由了,内地的整个气氛跟1989年前不太一样了。其实也虚耗了中国应该更和平跟开放发展的一个道路,如果当年能妥善处理,能换点东西,整个知识界会不会又不太一样了?这些都是可能,但这是我十年前真没想到没看到的,这是内地的经历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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