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香港百万大游行的北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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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每发生冲突,导向冲突的原因虽有很多,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但到头来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往往就是那个同仇敌忾的“罪魁”,这次民怨沸腾至顶点致使百万人走上街头的反修例,更是如此。

本文转自《多维CN》047期(2019年07月刊)封面故事栏目《香港百万大游行的北京视角》。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先来看看这次反修例明显且直接的原因。很多走上街头抗争的港人,群情激奋一番过后可能已经忘了一个名叫陈同佳的香港年轻人。他于2018年在台湾杀害怀有身孕的香港女友后逃回香港,由于港台之间没有逃犯移交协议,也缺乏有效的个案移交制度,导致他迟迟不能绳之以法。为了修补香港与其他司法领域有关司法互助存在的法律漏洞,特区政府启动《逃犯条例》修订程序,试图在“协议移交”之外创设“个案移交”制度,以便香港与未签署移交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开展逃犯移交互助合作。

动因简单,目的单纯,且理由充分,据此询问一个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都会回答“怎么能让杀人犯逃之夭夭”,“怎么能不给被害者父母一个交代”。这样的充分必要性,经过现实操作,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复燃,认识与情势竟走向另一个极端。这里的“现实”,有港府工作不力和权力傲慢引发的不满,有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天然恐惧感,也有香港年轻人面对就业住房压力积累的愤懑情绪。而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除了包含香港自回归后始终未完成的“去殖民地化”,以及国民教育失败导致的严峻认同危机,还有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却深刻存在于年轻人心里信仰着的“自由主义”,它超越所有宗教,是香港最大的政治正确和梦魇。

香港反修例渐次从和平示威走向暴力化,变味和变质的迹象明显(图源:AFP)

基于这样的“现实”、“历史”与“信仰”,北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一种僭越;港府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在扮演傀儡。具体到今次的修例风波,北京即便一开始并未干预,事后也尽可能低姿态令冲突降温,但当“反送中”的口号蛊惑地在游行队伍中响起,当“林郑下台”的诉求状布满中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矛头对准北京,甚至于那名因危站坠亡的示威者也要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偿命”。

内因还是外因

这次北京可能觉得很冤。就如中共宣传部门常常抱怨的一样,因为怎么说怎么做都没办法消解掉西方媒体的指摘与污蔑,遑论让民众真心信服。中共外宣困局的主因,在内不在外。同样,香港今天的结构性问题,也在内不在外。

这里的“内”与“外”,站在不同立场分析结论可能会不同。站在中共立场,外部势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外因,这是无须讳言的,但将其说成是CIA等干预却会遭遇强烈的抗拒,更会让大家忽略了自由主义这个舶来品,他在各种外部舆论和政治论述中不断起到的煽动作用。为什么要有一国两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生活气氛,这是英国殖民地历史给香港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因为无论是这种殖民地身份,还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现实,自由开放的中外族群融合以及今天中国所处的外部局势,都注定外部力量在香港的现实存在。更准确地说是这种来自西方的外部力量,深度参与到了此次事件中,且影响力不容低估。但对于香港走上街头的市民来说,他们看不见这种外部势力,因为这种抽象的存在早已经存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取向中,所谓“外部势力”不过是北京转嫁矛盾的托词和假想敌,甚至说,中共对于香港的渗透和强力管制,才是最大的外因。

至于内因,其实中共也不是没有认识的,所以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讲话中才反复说“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虽然香港有不错的家底,但“禁不起折腾,禁不起内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也是中央政府意在从经济与民生层面推动香港二次回归,也就是本刊一直所阐释的人心回归。但对港府和游行抗议的港人来说,可能习惯了享受“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也可能被连续二十四年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蒙住了双眼,反倒对关乎切实生活的内因认识不足,对大湾区就更是不理不睬。

这次游行有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当然有,至少是舆论和政治的介入,包括各种主流西方媒体极具偏见的报道,英美政客不断发表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煽风点火式的政治言论,高调及具挑衅性地接见香港反对派政治人物等。有没有少数勇武的香港人,他们以公民抗命为志业,诉诸暴力冲击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当然也有,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只是社会是否为其提供了借口或机会。但这两部分人数加起来,充其量也只是走上街头的百万抗议人数的零头而已。大多数香港年轻人真正关心的,依然是切实的问题,比如薪水涨幅是不是匹配房价和物价,住房面积是不是足够,己方诉求是不是可以被尊重和听到,上升通道能否不再铁板一块……但为什么虽然问题缠身,年轻人喊出的口号,却是“自由、民主、人权”,揪着不放的诉求,也仍是“林郑下台”、“撤回恶法”、“谴责黑警”。试想,如果有人喊上一句“我要大的住房面积”,以目前的情绪和气氛,他很可能会被视作说真话的小孩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另类或是精神病,估计没有太多人会低估政治正确的同伴压力。

这是香港的内因,也是游行爆发的主因,却被各方选择性地忽略。港府一开始以为“数够票”便万事大吉,拒绝给予空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想当然且很幼稚地认为香港自占中之后的政治平稳期足够稳固,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平静背后积压着的怨气已经转为怒气,而且火苗一经点燃足以将香港拉回到泛政治化和社会撕裂的原点。再来看看竭尽所能造势的反对派,百万人走上街头或许可以显示他们的号召力,但是“林郑下台”、“撤回恶法”都实现之后呢,或许情绪会稍有消减,但问题本质被认识到了吗,这些愤愤不平年轻人的困境能因此有丝毫改变吗?反对派只负责在动员力上刷存在感,只负责站在制高点上喊喊口号,市民的实际问题以及整个香港社会的希望在哪里,一概无知及无解。

根本问题解决不了,也没有人愿意直面,怨气和怒气总要时不时找到发泄口,中共就“无辜地”成了最好的靶子。港府为什么可以傲慢到这个地步?都怪中共。香港为什么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都怪回归了。香港年轻人为什么买不起楼?都怪中共支持的地产商。当问题看上去足够复杂时,归一变得相对简单直接。这就跟台湾在两岸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将自己的民生问题与国际空间受限统统怪罪于大陆一样,再加上蓝绿政客各取所需的政治操弄和添油加醋,大陆早已是十恶不赦的“罪魁”。

其实抛开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经历过六四风波的中共,在应对香港今次游行示威活动时,保持着相对谨慎。当香港警方第一时间将事件定性为“暴动”时,北京发声的官方机构和喉舌媒体,只是“引用”表达。而在有了进一步指示后,以很中性的“反对修例的游行集会事件”定论。针对参与游行的群体,北京也进行了切割处理:其一是极少数诉诸激进暴力手段的人,比如冲击立法会和政府总部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其二是扮演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角色的外部力量,强烈谴责其不负责任及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其三是单纯对修例焦虑不安、对港府和内地司法体系不信任的港人,要尽量多加解释,通过调整法例让其释怀,这是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不过,虽然北京保持谨慎并进行了切割,但因为对于整个事件的定性仅以港澳办一则新闻通稿呈现,一如既往的表达方式没办法让港人听得懂,看得明白。反倒是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自己获得了北京“理解”、“支持”,让港人记忆深刻,当民怨沸腾到这个地步时,“支持”本身拉远了港人与中央的距离,也反过来构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

香港特首在“爱国爱港”的前提下轮流更替,但香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一如既往,甚至愈发严峻。从特首到港府所有官员,到立法局议员,再到香港普罗大众,可曾真正追问过“香港问题”是什么?可能很多香港人都不愿承认,但胡思乱想不是思考,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相互攻击更算不上思考,充其量只是一场骂战或连场骂战。这样的结果又能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反思,香港政府没有,社会层面没有,甚至中央政府也没有做好。

反省是必须的,任何一个个人、社会、民族、政府,一旦拒绝自我反省或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都不能如常生存和运作,他们必须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进步和改善。意识形态的坚持到最后也可能是一种自我蛊惑的虚妄。港府或许还未有这样的自觉,但中央政府一直都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对北京来说,除了表达“尊重”和“支持”外,作为监督者和“家长”,在港府执政能力严重不足的关头,更需要帮助港府去认真反省,找出“香港问题”究竟是什么。邓小平早在1984年会见港澳代表时就反复说,一切的衡量标准就是香港是否繁荣、稳定、发展,对香港来说是不是好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位老人家所说的繁荣,显然不是指商家的繁荣,更是所有香港人的繁荣。这就是标准。北京对于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不是马后炮,不是请客吃饭,也不该只是说说而已。

从世界看香港

从香港看香港是容易的,不管是港府执政能力的问题,还是香港自身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都已经反反复复说了不知多少遍。今次的反修例大游行,不过是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真正难的,是如何从世界看香港,当从香港看香港看到的是死胡同后,从世界看香港反倒可能看得到出路。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修例问题上的作为,充分暴露出了治港能力的有限性(图源:Reuters)

香港的确有着不错的家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比如最自由经济体连续二十四年全球第一,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基础建设竞争力全球第一,航空货运量全球第一,治安指数全球第六,三所大学跻身世界前50名……如果愿意,这个清单还可以拉得更长。即便如此,还是很少有人意识到,香港今次的反修例游行,正是习近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一环。目前来看是一个阶段变局的结果,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不可避免成为下一个变局的动因。

香港今天的反修例游行带有偶然性,但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关键构成部分确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一国两制”就是最核心的答案。邓小平当年承诺,“让那里(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管治制度、法律体系、金融经济政策以及对外关系,内地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一国”作为大前提,注定资本主义的香港离不开社会主义;反过来因为“两制”,又注定社会主义在香港行不通。

更大范围来看,如果中国崛起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香港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面旗帜,又怎能不发生某种碰撞?如果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暴露西方经济优越性所遮盖不了的结构缺陷,香港作为被赞誉的最自由经济体,又怎能不会同样暴露自己的危机?如果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税制改革激发大量巴黎市民上街以致骚乱,香港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激发同样冲突,更何况被穿上“送中”的外套?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了与中国角力,连运行数十年的台湾政策都可以被肆意改动,连欧美的同盟关系都可以弃之如敝屣,那么将香港放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又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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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切实存在的事实,但鲜有人认为这一切正与香港相关。当世界各国试图搭上中国“一带一路”的便车时,香港一些人反倒选择跳车,认为“一带一路”与自己何干。当北京以经济民生作为核心和主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时,特区政府却消极被动应对,把心思用在重启政治性议题上,结果加速了社会撕裂。当局者迷,香港曾经作为近代西方文明的窗口,曾经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些都曾是香港津津乐道的,但时过境迁,世界在变,香港或者是忘了,或者只是不想知道,如果还停留在记忆或者缅怀中,就注定失去方向,因为根本认不清大势。中央政府从来都很明白,一直都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北京有责任让香港切实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大变局周期里扮演的重要角色,认清自身价值和相对优势所在,而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继续执拗于“一国”与“两制”,揪着“干预”还是“不干预”的枝节不放。

目前可以预期的是,经过港府暂缓修例、林郑轮番道歉之后,修例风波或许会渐次平息下来。如果港府天真地认为事件平息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北京仅仅满足于阻止街头运动,那么香港会很快陷入下一场冲突与执拗中。因为大变局不会停步,香港民众的怨气和怒气仍在积蓄,唯一可能变的,就是由头和形式而已。

香港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而是社会共识。香港今天面对的困局,有比文革或六四之后的内地更严峻吗?彼时,邓小平的眼界和魄力是一回事,但整个社会形成共识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文革之后,一穷二白和深陷“两个凡是”泥潭的中国,尚且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充分享受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为什么不可以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清现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而团结一致向前看?六四之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历史终结论盛行的悲观氛围下,内外交困的社会主义中国尚且可以让坏事变好事,说出“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因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那么香港为什么不能痛定思痛,将步子迈得更稳、更好、更快?

也许有些港人会说,香港怎么没有共识呢,我们的共识就是普选,就是民主。然后呢?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普选和民主真的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颗灵丹妙药吗?已经民主化了的台湾,今天还是挣扎于低薪与各种民生泥淖中,无奈之际不管是政客还是民众都将大陆视为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源头,好像有了这个“假想敌”,心里就能舒服和平衡一些。然后呢?口袋里的钱还是少得可怜,民意也不过是政客手里的选举工具。

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讲话,其实是香港有效治理的总纲领,在厘清“一国”与“两制”关系的前提下,“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都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要“以人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而这一切,都需要港府以及涉港机构,“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说起来容易,人的理念和思维的改变何其艰难!况且经此一役,港府的威信已经千疮百孔。鉴于此,北京更要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同时必须彻底直面香港的治理困局,寻找问题的结构基础和核心,并将此作为对特区政府和涉港机构的硬性要求,没有任何回旋和商量的余地。

少年强则香港强,切莫因懒政惰政失掉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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