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列评论】黑衣围城 香港问题的三大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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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谁也不曾料想到,一桩源于台湾的凶杀案,在港府为了解决疑犯引渡问题而提出《逃犯条例》的修订后,竟会引发强烈的管治争议,并进一步发展成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社会运动,受到举世之关注;若把时间轴回推,香港从2003年因《基本法》23条修订所引发的50万人上街、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黑衣示威,再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连续不断的街头示威,仿佛看不到尽头,使得这个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氛围正呈现政治化趋势,也更无可避免地反映出当前现实:香港显然已经病了,不仅病得不轻,且沉疴久久不愈。

香港近期屡屡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但能抛看政治成见,从香港民生问题着眼的角度,却相对少见(VCG)

到底是什么样的“病”,让港人一次次上街,一次次群情激动,甚至不惜以暴力方式违法破坏法治秩序?在遍地可见各种简化的口号及语言攻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尝试跳脱事件的表象、深入揭开病因,才能以理性的角度反思香港所面临的问题。

应该说,当前香港问题可归结于三大病因:陆港矛盾、香港内部政治矛盾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其中,陆港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是“替罪羊”,是由于北京在香港问题上没有找到焦点,还是浮游在一些不接地气的表象认知上。香港内部的政治矛盾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与结构的消极结果,必须认真研究,逐步释放政治冲突的张力,不能让这种消极螺旋继续下去。但最重要还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那是打开一切困局的起点,是掌握根本问题的基础,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香港问题的关键。

一触即发:不断集结的市民

2018年台湾发生的“港女命案”,促使香港保安局在2019年2月15日向立法会提交修订《逃犯条例》与《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建议。按照香港立法程序,政府若要修改现行法律,应由相关政策局先咨询那些可能因修法受到影响的各方及立法会委员会,然后由律政司草拟为法案,提交行政会议、刊登在《宪报》,才正式交由立法会审查。

这是堵塞香港法治漏洞、防止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的必要之举,修法动议之初不仅得到了案发地台湾方面司法部门的积极回应,在香港没有引起太大争议,也得到了中央政府主要治港机构和官员的背书支持。但是此次修例后期的实施流程实在太过糟糕,因为港府设定的咨询期只有短短20天,过于仓促,未能与社会充分沟通、市民安全疑虑快速蕴藉;而态度强硬的港府,也未能充分掌握市民情绪脉动,直到2019年3月底才同意不移交政治犯、并删除9项涉及商业的罪行;尤其是“苹果”等媒体操弄的“送中恶法”口号一出,更是挑起了香港市民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使得港人多年的积怨与对内地的体制和价值观等抗拒瞬间爆发化学反应。最终,一个总人口逾748万的城市,按照泛民主派团体公布的数字,每七个人就有一至二人走上街头,即便是按照警方公布的数字也创下了回归以来的游行人数记录。后来更引发了针对立法会的非法暴力行为,先后有四位市民在此期间自杀,它深刻反映并进一步恶化了市民与港府、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冲突,还和近20余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联结,映像出了香港问题的本质。

社会运动,是一种企图以体制外的手段达成特定目的之集体行动。能让这个社会的人不断结成集体行动出现街头,可见这个社会的体制,并不能满足或者解决人民的各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是以什么形式的宣传作为包装。体制无法满足,表面上呈现出来的是社会运动,但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的体质失调、虚败。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只纠结在眼前的表象,而更应仔细寻找这个社会的“病因”,香港的病因,可从陆港关系、内部纷争以及最重要的,港府治理能力不足三处着手。

人心未归:陆港矛盾由来已久

香港近期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行为,令人不得不反思香港究竟怎么了(Getty)

首先,对香港回归后的“高度自治权”,陆港双方有基本的理解落差。就北京中央政府的立场,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分为好几种形式,相较于中国大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权”,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已是极大赋权。依照邓小平当年的设计和《香港基本法》规定,除了防务和外交由中央负责,特首和部分高级官员依程序产生后由中央任命,其他包括立法与司法终审权等,都由中央政府在保有“全面管制权”的前提下授权香港自治。而既然香港回归中国后的中央地方关系是以“一国两制”为实践形式,那么就应该对“一国”有基本的忠诚跟服从,因此北京也一直希望香港能够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第23条国安立法。

而对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并且怀有“恐共”心理的香港市民来说,他们认为“高度自治权”不仅应当与“五十年不变”的保证相挂钩,而且更该进一步以普选形式,实现《基本法》就“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承诺。在许多港人看来,没有办法落实“有选项”的普选或双普选的香港政治建制,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泡泡吹破的铁证。就连具有普选意涵的2015年“袋住先”方案,都因不能在香港获得接受而告失败。

其次,就对大陆制度与司法抱持不信任态度的香港市民来说,疑虑实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十余年来争论不休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可视为“疑中”、“恐中”的体现。此外,还有人对“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大陆之间必然的权力不对等结构与距离感到不安。要知道,1945年香港“重光”以后,从日本占领回到英国殖民地的状态,结束自1942年香港沦陷以来的人口下降,尔后再因为国共内战与中共建政后的政治社会颠簸局势(包含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香港更是涌入不少大陆逃难潮或移民。源源不断的内地移民,使得香港“重光”后的人口从不到200万人,增加到1980年的510万人,到现在常住人口已有700余万。

既然香港曾长期是大陆人民在战争或政治运动中逃难的聚集地,也就天然地形成对“内地”或“中国共产党”的恐惧和疑虑情绪,也就是香港大学学者阎小骏所指出的“避难者心理”。“害怕香港被大陆破坏”、“害怕香港被大陆同化”之类心态,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当代,最让人“有感”并引起普遍共鸣的是,大陆司法公信力跟形象一直在低谷徘徊,损害内地国家与法治形象的恶性政治案件不断发生,特别是正当法律程序以及港人认知的司法独立等层面,在香港印象太差,前些年爆发的铜锣湾书店案尤其易让人生成“随时可能被绑架”的疑虑,这与以往对法治最为自豪的香港相比,形成一个难以接续的断层,反过来也成为香港对抗内地的盾牌。

而香港一百多年来被殖民过程中形成的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影响甚巨的生活模式,以及因为殖民地身分与港英政府的政治操作,导致国家认同难以凝聚,更成为在精神层面对抗内地的深层次原因,对内地政治向传统回归转型根本无法认同。港英殖民政府时期的“防共”宣传和去国族教育已筑起一道心理围墙,而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也没能成就一致的身份认同。

放到近年的发展脉络来看,原先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大陆,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和自信,还可以使得港人以俯视的姿态包容大陆的制度差异。但是当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崛起,而与此同时因为自身经济发展停滞,因为这种发展落差而受到深度挫伤的普通港人,因为自信丧失,已经只能越来越激烈地透过所谓捍卫制度差异,来填补正快速流失的心理优势,抚慰区位格局翻转之后的失落。但要强调的是,相比于香港内部矛盾、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陆港矛盾带有“替罪羊”成分,北京更时常被港人扭曲为,对内部撕裂、经济民生痛苦不满的出气筒。

同床异梦:香港内部纷争

除了对大陆的不信任情绪,香港内部纷争、撕裂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结构性政治症结。这又可分为两个部分来看:泛民派跟建制派的倾轧,以及港府跟社会间的不睦。

泛民派跟建制派的分野,可谓价值观差异的展现。依据学界的分类,泛民派包含民主党、公民党、公共专业联盟等政党,大致上共同的立场是支持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推动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双普选”、平反六四事件以及关注香港人权发展;建制派则包含民建联、工联会、劳联等政党,它们基本上都与港府关系不错,大多数时间支持港府的政策措施,并普遍持有亲北京的政治立场。而在由功能界别和地区直选产生的立法会,建制派的议席经常远大于泛民派,两派常年争吵不休。

依据1842年发布的《英王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是由港督独裁,压根谈不上民主。港英时期担任过香港立法局议员的英国人杜叶锡恩(Elsie Tu),其回忆录《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就对“英国给香港带来民主”这种说法,抱持着高度的怀疑与批判态度。香港民主制度的起步,是上世纪1980年代中期,因为中英谈判的政治需要,中英为了争取香港人心,互相妥协和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政治需要下,知道大势已去,早晚要将香港移交给中国的港英殖民政府,自1985年首度举行立法局选举,让上述两股政治势力正式进入体制内竞争。

而体制内竞争的过程,又恰好跟中英移交香港主权的时间轴一同前进。1980年代以来香港的政改,几乎每次产出都不能获取各方的满意,迭有重大对立,等到香港回归后,此结构依然保留并延续,学者阎小骏曾指出,“建制派与泛民之间的二元对抗成为香港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倾轧的结果,往往有任何陆港之间的“跨境议题”,无论是早先的“双非”问题,或是高铁“一地两检”,都会引发政治争拗。时而久之,“政治辩论长期失焦,本地议题沦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迟滞了香港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为激进本土和港独的兴起创造了缝隙。

其次是港府跟港人之间的矛盾。对许多香港市民来说,香港政府的合法性跟正当性具有先天不足,因为依据香港《基本法》,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是以特定程序在香港产生后由北京中央政府任命,市民无权罢免,即使是立法会议员,也只有在特首具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而不辞职时,方能以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提出弹劾案,报请北京中央政府决定。历史上立法会议员曾八次对特首发出弹劾或不信任动议,未曾成功通过。

这种特殊的代议制结构使港府跟人民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对多数市民而言,特首并非由自己直接投票产生,现行规定也没办法让一般市民直接参与到特首及重要官员的任免过程;而对港府而言,又难以忽略有任免权的北京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在此结构下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使得有些港人会觉得,若是必须在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市民之间二选一,港府极可能毫不犹豫选择前者而忽略后者,如此一来,再加上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届港府缺乏作为和担当,就更加深对港府的不信任。

7月14日,香港沙田的警民对峙,再度引起巨大争论(Reuters)

港府未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是最重要的病因。修例一事就像是弱不禁风的体质,一遇到肆虐的病毒就必然发病,在修例争议加深之前,香港的民生经济问题已达临界点,日积月累而成的生活压力才是“爆煲”(指因为压力过大而爆发)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贫富不均下的贫困。香港的贫富差距举世闻名,被认为是全球贫富最为悬殊的经济体。在外界熟悉的那个宝马名车、豪宅明星、购物天堂、金融中心等高度繁华、发达的“东方明珠”、“万象之都”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对庶民来说极不友善的香港!根据香港政务司与福利局发表的最新一次《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7年全港贫穷人口达137.7万,创九年来新高,贫穷率达20.1%,即平均每五个港人就有一个是穷人;算上政府恒常与非恒常现金政策(包括公屋、综援等)的介入,贫穷率还有10.5%,等于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尽管香港失业率极低,但最无奈的是,就算有工作,基本生活开支对许多人来说仍是沉重负担。

而严重的贫富不均,更是让年轻一代港人对翻身难有想望,对前景缺乏期待。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平均数从14,250港元增加至18,583港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只有7.5%。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达0.539,创下过去四十多年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说的警戒线0.4。要知道,台湾2017年基尼系数是0.337,这样还算相对均衡的财富结构已经招致民怨四起,甚至经常被媒体和政客们操弄成对抗大陆统一的议题,在同样具有“抗中”情绪且贫富悬殊更甚的香港,结果就可想而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其身后的港府官僚,是该去反思香港问题的深层根源,去努力解决经济民生问题(Reuters)

事实上,港台同样面临薪资冻涨问题;对香港年轻人来说,这尤是贫穷与贫富不均外,更沉重的无奈。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年发布136个国家地区的《2018/2019全球薪资报告》显示,2008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的实质薪资成长率达8.2%、澳门1.6%、韩国1.2%,平均东亚地区的增长为1.2%,台湾的实质薪资成长仅0.2%,香港甚至落后于台湾,只有0.1%。若是和城市经济地位相若的新加坡相比,原本在同一水准的香港,更甚早已被新加坡远远甩在身后。此外香港还有工时长、用餐时间短等基本权益问题。

另一个则是高物价与房价问题。就算实质薪资没增长、贫困与贫富不均问题严峻,如果物价与房价能维持在一个相对可接受的区间,一般“过活”也应无大碍,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仅物价及生活成本名列世界前茅,房价更是越来越难以高攀。

香港“住的小,住的贵”以及栉比鳞次、直达天际的房屋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根据美国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资料,香港的房价所得比在2018年达到20.9,意即香港居民要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创下历来最高水平;而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年的资料,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仅161呎(1平方呎等于0.0929平方米)。

买不起的房子、逼仄的空间,在没有最小居住面积限制的香港,私人住宅“纳米楼”(實用面積200平方呎或以下的單位)的兴建比例逐年攀升,于是香港人将希望寄托在僧多粥少的公屋或过渡性质的绿置居。但根据今(2019)年2月香港房委会公布的最新轮候数字显示,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仍维持在5.5年的高档。无奈之下,笼屋(床位寓所)、木板隔间房和劏房(隔间房)甚至是棺材房,成为许多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据2018年香港统计处公布的数字,全港约有20.97万人居于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56.5平方呎、比起公屋标准的75平方呎低了许多,这还不包括笼屋等更细小居住空间的人数。那么狭促的居住空间,加上纳米楼大行其道,无怪乎连香港劳工局局长罗致光都在“局长网志”示警,香港生育率可能已是世界倒数第一。

在香港本身经济、社会民生困境发展的同时,一个宣泄口又从天而降。香港回归后港人感受最深的,是自由行开放下从大陆涌入的人与钱塞满了香港街道,使原本惬意的茶楼,变成人潮拥挤的金店面,而房子则被炒家炒成天价(尽管背后是香港地产商的联合炒作,甚至有分析认为根本与大陆居民在港买房子无关)。众多情绪激荡下,北京因此成了最便宜的替罪羊,“抗中”顿成出口,所以一些政客与媒体操弄的“反送中”口号一出,就如“屠龙宝刀”一般,迅速号召市民集结。

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港府没有能力去解决,并回应社会需要。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019年2月底关于财政预算案的演辞里表示,2018/19年度财政盈余为港币587亿元、累计财政储备高达11,616亿港元。按照人均来说,港府可说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完全有实力去解决经济民生困境。可港府囿于自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市场、小政府”思维,把众多原本应该掌握的社会经济民生政策权力,丢给市场全面决定,不去履行一个现代政府的应有责任,其结果就是,调节民生的许多根本事项(如房屋),一跃为资本家大发利市的生意。

香港特首以及技术官僚等政治精英,面对上述这些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不仅提不出解决办法,反倒火上浇油。港府劳工局长罗致光推出收紧“长者综援”政策时一番“当大家都120岁时,60岁啱啱(刚刚)是中年”,宛若不食人间烟火,引起社会强烈反弹;财政司长陈茂波更是常被以其过往批评港府财政政策保守、力倡社会公平正义的言论,拿过来批判现在的他。甚至连特首林郑月娥,囿于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迷思,在选举期间,也多次表示会“坚守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香港民怨积累主要有上述三个病因,其中尤以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最为根本。这些病因交织在一起,构成香港政治症结的基本样态,屡屡发作成小感冒或重感冒。如果只看到片面情绪化的言词表现,就以为那是勾起百万港人上街的唯一动力,则未免小看了香港政治氛围的复杂程度。若要解决“爆煲”的民怨,除了港府必须反思自己的治理思维和能力出了什么问题,作为中央政府,也要认识到问题根本之所在,从招致矛盾发生的各领域全面着手,依循《基本法》定义的治港框架,要求港府直插问题根本,深入联系香港市民,听取市民各界声音,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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