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列评论】治港工作要破除自由主义经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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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自今年2月港府为填补法制漏洞而启动修订《逃犯条例》以来,香港社会掀起巨大争议,激起大规模社会抗议。现如今,港府早已宣布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但修例风波不仅未就此停歇,反而余波未了。示威者起初主要在法治范围内的和平示威,但后续屡次出现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行为,偏离初衷,例如7月1日,少数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纵观修例全过程,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的修法行为,一步步闹到如今纷争不停、冲突不止的局面,着实令人不得不反思事情何以至此,香港究竟怎么了,过去多年的治港政策是否有偏差。

本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多维新闻推出系列稿件,从批判少数激进暴力和分离主义者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呼吁港人向违法暴力说不到由表及里,深度剖析香港问题的深层病因,再到探讨过去多年治港的一些偏差,以飨读者。

针对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发生的修例风波,一位常年待在香港的学者在微信(WeChat)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具有反思意义的点评——“香港的病根,与美国类似,在于财富分配问题”,“每日早晚,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香港老人在垃圾桶中寻找能换钱的废品甚至食物时,我们就应该知道,香港离社会大地震不远了”。

诚如斯言,在反对“送中”之类政治意识形态标签之下,高房价、青年贫困和压力大等经济民生困境,才是藏在政治口号背后最深层次的内因。这个情况其实类似于2014年的占中和2016年的旺角骚乱。而之所以会有经济民生的深层次结构性困境,则是因为过去多年的治港工作,都未能正确认识到香港自由主义经济的问题。

香港修例风波,根源是长期以来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Reuters)

未被检视的自由主义经济

在探讨这个话题前,不妨先来看看今年以来关于香港的三组画面。第一组是今年召开的中国“两会”,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今年首度会见出席“两会”的港澳代表团,引用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对香港连续多年获评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予以肯定。原由是今年1月25日,最新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总分超过90分的经济体,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获悉该消息后,港府的回应非常积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此成绩再次肯定了港府多年来对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如今,连韩正都出面表示肯定,陈茂波和港府主政者的骄傲之情,不难想象。

时间往回倒退到2月27日,能看到第二组画面。是日,陈茂波在立法会公布2019至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再次非常强烈地折射出港府“小政府、大市场”的保守理财思维。依据陈茂波的说法,2018至2019年度港府财政盈余有587亿港元(1港元约合0.125美元),累计财政储备高达11,616亿港元。面对如此充沛的财政储备,港府非但未因应中低收入群体诉求扩大民生支出,反而以香港受外围经济影响及盈余减少为由,大幅压缩本就严重不够的民生支出,导致劣评如潮。

再往前追溯到第三组画面。今年1月21日,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房价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进一步恶化,由2017年的19.4倍升至20.9倍,意味着香港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创调查历来最高水平。1月8日,香港法院宣判一起悲剧案件。该案缘起于一位八旬老翁常年独力照顾长期患病妻子,见妻子健康每况愈下,完全无法自理,担心自己早死后妻子无依无靠,将妻杀死,继而报警自首。在老龄化严重的香港社会,这件悲剧暴露了贫困长者老无所依的困局。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三组画面叠加在一起,着实令人唏嘘。第一组画面说明港府对于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引以为傲,连续多年不曾改变,而韩正及其代表的中国中央政府,为了彰显“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以及对“港人治港”的尊重和维护,避免造成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主义同化的疑虑,所以对于香港的最自由经济体系,非但始终未能进行必要纠偏,反而还长期以来予以肯定,并正面报道。

第二组画面说明港府高官深入意识深处的保守理财思维,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有一种近乎原教旨的执念和迷信。第三组画面折射出香港社会民生问题早已经是燃眉之急,在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光环下,许多普通港人生活艰难而卑微,缺乏尊严。第一组、第二组画面与第三种画面,彼此构成因果关系,却迟迟未被有效检视。

香港崛起和自由主义经济的关系

香港社会对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迷思其来有自。1841年英国政府派遣英军登陆香港岛,实行殖民统治,标志香港开埠的开始。彼时,港英当局利用港岛四季不冻、港阔水深和背靠整个中国内地的得天独厚条件,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将其当作发展远东贸易的重要阵地。这在当时确实吸引了大量往来中国和欧洲的人员、货物和资金的流通和聚集,金融和贸易逐渐兴起,小渔村的历史从此被彻底扭转。

二战后香港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更进一步。1961年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影响的英国人郭伯伟(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执掌香港财政司。他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任内奉自由放任为圭臬,实行极低的关税政策,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当时与他相识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高度赞扬香港的自由放任,经常称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1971年接替郭伯伟的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提出著名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这虽然相比于郭伯伟的政策要积极些,但实践中多数时候倾向于不干预,从而继续维持了香港的自由放任,奠定了香港后来“小政府、大市场”、最自由经济体的基础。

那时的香港确实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数十年内迅速从二战结束初期的一个人均收入仅为英国1/4的贸易港,到70、80年代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被称赞为“东方之珠”,再到1997年人均收入与英国基本持平,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于是,许多港人由此把香港经济奇迹归功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甚至由此产生了盲目崇拜,不假思索地以为自由主义经济是香港不容置疑的图腾。后来香港社会民生问题日积月累,经济发展陷入瓶颈,一些人试图主张港府应该适度有为,结果却被抨击为背离自由资本主义,不了了之。譬如,首任特首董建华曾提出房屋和创新科技政策,被批评为有损“积极不干预”思路,2001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称会放弃“积极不干预”主义,被严厉指摘为“香港黑暗的一天”。

这其实是对香港崛起和自由主义经济的严重误解。诚然,获得国际组织和西方经济学家背书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确以高度的经济自由、极低的关税、极少的政府干预吸引了人员、货物和资金的高效流通,推动了经济发展。但这只是奠定香港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已,不应无限放大,香港崛起还离不开廉洁的施政、比较完善的法治、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更重要的内地因素。用前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的话讲,“因为当时内地不好,所以香港才好;也可以说是香港处于内地之边缘,才能在历史上找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内地因素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内地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和企业家群体,给香港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巨额资金和技术,二是香港曾长期作为内地与世界的主要经贸桥梁。在前一个层面,内地由于自1840年以来长期的内忧外患和中共建政初期的一些政策失误,让香港一百多年以来,承接了数百万来自内地的移民,人口急剧增加。譬如,1949年后,曾一直遥遥领先于香港的上海,受制于内地封闭政策的影响,陷入沉寂,而在此前后大量企业家、资本和精英涌入香港,让香港趁势实现制造业腾飞。在后一个层面,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香港成为全世界资本、技术和人员进入内地的主要桥梁,各大跨国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风头一时无二,香港逐渐由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变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可见,自由主义经济对于香港经济发展、崛起为“东方之珠”是有重要贡献,但绝对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贡献,不应神化或者意识形态化自由主义,更不能被自由主义宰制思维,错误以为只要亦步亦趋自由主义,就真能永远无往而不胜。

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病

任何事物一旦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都有可能从良性转变为恶性。香港自由主义经济同样如此,在经济发展的某个时期尚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时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相比于中国内地存在某种经济自由的缺失,要更大幅度开放市场,香港则是自由严重泛滥,已经阻碍香港的发展,甚至威胁香港社会的稳定。

自由主义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忽略和轻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必要角色,简单以为给予商人自由越多越好,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其极端形式是自由放任,经济问题就会无往而不利。这种经济逻辑的假设前提是理性人,是市场主体能在自身理性的指引下做出明智的决断,甚至说整个社会的所有参与者都有着同等的智慧、资讯以及理性能力。可问题是,无数事例已经反复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并深受非理性因素干扰,当本就理性有限的个体聚集为人群,非理性因素容易占据上风,集体无意识、乌合之众和羊群效应等情况都有可能涌现。具体到经济社会治理上,当在理性有限的社会奉行“积极不干预”,其结果必然是容易助长盲目、从众和短视之风,时而久之,就会积重难返。事实上,这种自由或不干预就是为拥有资源的一小群人提供主导市场的空间,甚至通过各种合法但不道德的手段操纵市场图利。近些年来,西方社会接连爆发的问题,从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极右翼卷土重来到正在发生的黄背心运动,皆是最好例证。

在国际大都会光环下,香港有不少人生活贫困、窘迫。(VCG)

尤其严重的是,个别寡头借自由市场之契机崛起后,优势会不断扩大,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垄断,从而窒息经济活力,妨碍市场竞争,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中分析称,利益集团会“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它们利益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香港虽非国家,但现实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情况非常类似,由于港府角色的长期缺位,致使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结构单一、畸形,青年就业出路狭窄。利益集团愈来愈富,普通港人薪资却多年如一日,难有实质性提升,乏力的经济增长像低垂的天幕,无比压抑。近些年来,香港从发展水准遥遥领先于内地城市,到2010年GDP被上海赶超,再到2018年被深圳逆袭,与香港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迷思不无关系。

弊病还远不止如此。由于港府常年的不作为,造成香港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极少数富人垄断大多数发展红利,普通人生存艰难,“港人治港”沦为“官商共治”。过去40多年以来,香港贫富分化连年恶化,2017年公布的基尼系数高达0.539,

不断创记录。香港乐施会于2018年公布的《香港不平等报告》中,香港的已经到达“极端贫富悬殊”,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英国《经济学人》曾发布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香港住房问题更是极其严重,用水生火热来形容都不过分,由于房价常年位居全球最难负担的城市,因此大量港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的公屋。可今年2月,香港房委会公布的最新轮候数字显示,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仍维持在5.5年的高位。在此现实下,大约20万人被迫挤在逼仄的㓥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56.5平方呎,比惩教署独立囚室的75平方呎还狭小。更有一部分港人被迫露宿街头,沦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盛世蝼蚁”。面对如此艰难窘迫的现实,哪些每天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港人,能不有怨气吗?反建制情绪和港独思潮能不蔓延吗?

令人失望的是,面对此情此景,香港社会一直未能认真检视自由主义,看不到世界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讲,香港自由主义经济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属于极端自由经济。众所周知,西方世界虽在资本主义兴起早期过于偏袒商人,造成马克思(Karl Marx)所批评的剥削工人、阶级矛盾尖锐等问题,但二战之后普遍施行了全方位福利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处境。作为当时香港宗主国的英国尤其如此,不光推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改革,还出现了代表劳工权益、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并多次执政的工党。可香港没有这样幸运,在港英政府眼里,香港只是一个殖民地、“借来的土地”,无需像对待英国人那样对待港人。

据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在《香港史》里的描述,英国殖民地部高官曾盛赞香港是“有史以来的成功范例之一”,内情竟是“我发现我一提到香港,就连财政部官员也面露微笑,它是不要英国纳税人大把掏钱的少数殖民地之一”,“这种金钱至上的态度成为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对任何带有福利国家意味的事务,嗤之以鼻”。这也成为了香港六七暴动的诱因之一,促使了后来港英政府改善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修改劳工法例保护劳工。但即便如此,港英政府的改革举措依旧有限,“官商共治”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香港回归后,以防御大陆社会主义体制为借口,加之北京为了香港人心稳定,以及彰显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尊重,未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致使带有强烈殖民印记的“官商共治”模式、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被延续了下来。

走出自由主义经济迷思

今天世界各地,已经没有一个经济体会像香港这样,实行如此原教旨的自由主义。欧美国家都早已进行大规模改革,政府在保障民生、经济社会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自由并不等于没有政府调控,美国政府不调控还是哪国政府不调控?不论是前不久美国政府要求配置更多资源和投资用于人工智能(AI)研究推广的行政令,还是德国等一些国家近期公布的工业规划,都在说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而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贸易战中对国家经济运行的深度与直接干预,更是对自由主义经济迷思落下了重锤。

香港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几代港人在这座近代命运多舛的土地上,依靠狮子山精神,创造了经济奇迹,让东方之珠连续多年引领亚太发展。可如今,东方之珠被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吞噬,光芒有所黯淡,更造成港人心生怨气,越来越泛政治化,甚至不惜与港府“对着干”。香港社会不能再耽搁了,是时候作出改变了。

保护香港的经济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一个现代政府所应践行的起码公共责任。香港回归以来的历任特首,董建华有心无力,未能改变香港的困境,曾荫权任内经济民生问题持续恶化,梁振英斗争性过强,任内香港社会矛盾激化,普通港人依旧生存艰难。林郑已上任两年,曾承诺实行“管治新风格”、“理财新哲学”和推进扶贫工作,可还是未能看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局限性,没有去解决当年造成占中、旺角骚乱的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以至于本次修例反受其害,她大概率有可能成为香港回归以来最悲情的特首。

港府应破除对自由主义的迷思,不能再蹉跎下去,任由香港沉沦了。而分管香港事务的中央官员,包括中央政府都要深刻认识到自由主义经济外衣下的残酷,更正和深化对于香港最自由经济体的认知,别让港府在歧途越陷越深,活在虚幻的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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