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列评论】认清搅动香港的三种“外部势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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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2月港府为填补法制漏洞而启动修订《逃犯条例》以来,香港社会掀起巨大争议,激起大规模社会抗议。现如今,港府早已宣布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但修例风波不仅未就此停歇,反而余波未了。示威者起初主要在法治范围内的和平示威,但后续屡次出现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行为,偏离初衷,例如7月1日,少数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纵观修例全过程,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的修法行为,一步步闹到如今纷争不停、冲突不止的局面,着实令人不得不反思事情何以至此,香港究竟怎么了,过去多年的治港政策是否有偏差。

本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多维新闻推出系列稿件,从批判少数激进暴力和分离主义者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呼吁港人向违法暴力说不,到由表及里,深度剖析香港问题的深层病因,再到探讨过去多年治港的一些偏差,以飨读者。

从6月至今,港府、警察、建制、泛民、激进青年、普通市民乃至来自香港之外的各方力量在香江彼此纠缠对撞,推着香港社会进入一种焦虑且暴戾的情绪当中难以自拔。在此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外部势力,也成为一个媒体关注高频词汇,北京治港各个系统已多次对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表达了抗议。那么,以今次香港修例风波为契机,到底该如何认识外部势力在香港的影响呢?

勾兑香港的各种外力一直存在

自身地理位置以及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和全球金融中心等政经定位的特殊性,导致香港虽然回归中国已经22年,但是各种复杂的政治势力依然存在香港且择机发挥自己的影响。

自1997年7月香港归回中国以后,英国政府每隔6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Six-monthly reports on Hong Kong),本意是跟踪《中英联合声明》中涉及香港问题的落实情况。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此项报告也渐渐成为抱有殖民者心态残留的英国干涉香港的工具之一。

美国被认为是介入香港事务最积极的“境外势力”之一。美国不光利用国内法《美国-香港政策法》干预香港事务,自2009 年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的多个政治组织还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发布涉港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借助香港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上升。

另外,香港反对派长期以来一直与欧美为主的他国政治势力保持着紧密联系和互动。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等研究机构就直接资助香港各反对派组织,2014年香港占中活动中,该机构也曾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推动活动继续。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香港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变化:从幕后到前台

相比2014年的“占中”,2019年的“反修例”游行中,影响香港的外部力量势力已经不再隐身幕后,而是毫不掩饰地开始在香港问题上站队、发声,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2019香港爆发的反《逃犯条例》风暴,美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从 3月“反修例”议题开始发酵至今,美国政客或政治组织发声、接见香港发对派团体或个人的行动不断,6月美国国会更祭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乃至威胁取消《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作为对通过《逃犯条例》的惩罚。

7月8日前后,高调喊出“香港正在美国的敌营里为美国而战”的壹传媒老板黎智英(Jimmy Lai Chee-ying),受到华府高规格的接待。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等先后与他进行了会晤。在此之前,蓬佩奥以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已经数次会见到美的香港反对派。

香港话题还成为一些政客竞选的筹码。如正在争夺英国新任首相的保守党两巨头约翰逊(Boris Johnson)与亨特(Jeremy Hunt),都大打“香港牌”、公开声援香港的示威者,引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强力反击,成了中英两国的一场外交风波。

香港同样成为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竞选“助攻”神器:近期透过发表对于香港“反修例”游行的看法,提出“守住台湾,撑住香港”的口号、明确反对“一国两制”,再次展现“反中拒统”的强硬姿态等,蔡英文6月13日最终赢得党内初选,获得民进党2020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此外,2019年上半年,香港反对派还去了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德国今年5月公开承认,一年前(2018年5月)批准了持有港独思想且涉嫌暴力袭警的黄台仰和李东升的难民保护申请;英国和加拿大外长5月底专门就香港修例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末代港督”彭定康6月6日称修订《逃犯条例》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次可怕打击”,称港府的修例论据是“一派胡言”。

不必夸大

对于近期香港的游行动辄带有暴力色彩甚至袭警的改变,港府内部一些人士将事件定性为“一场由外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中国中央政府也很快响应,对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予以公开批判。

不过,如果就此将今天香港的冲突事件全部归咎于外部力量,显然脱离实际,高估了外部力量。

首先,“外部力量”在香港回归之前已经存在,今后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不过这些力量再如何介入香港,也只是在“顺水推舟”,或者是在煽风点火。西方社会通常并不会真的在乎香港事务,也并不真心希望为香港发声,相反,多数时候只是为了借香港议题炒作,以此作为对华外交攻讦的政治借口。

管理者们需要认识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香港问题的根源还是内因。今天充斥香港的暴戾之气起源于港人对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的不满,直接原因是对港府修例方式、方法的不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司法流程缺乏信心,这种不满和缺乏信息的背后是香港被殖民150年再回归之后,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互相冲突。

另外,香港社会也要认识到,外部势力不可能真的为会香港“火中取栗”,冒着和中国对抗的风险,不计得失地力挺香港反对势力。就如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令许多视美国民主为典范的中国自由派大跌眼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语:Recep Tayyip Erdoğan)半年之间从对中国政府态度强硬到赞美新疆维吾尔人的“幸福生活”,终究让对埃尔多安寄予期望的疆独分子失望一样。在国际社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一句老套而又颠扑不灭的道理。寄望于“境外势力”的香港反对派不仅最终等来的只能是失望,而且只会给国人留下“挟洋自重”的观感。

两种外力需要正视

当然,无论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身在香港的港府官员,在不要过度解读外部势力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这些境外势力,对于香港繁荣稳定以及陆港两地融合发展的负面影响。

这种需要正视的负面影响,不是来自他国政客的批评,也不是对香港反对派的站台和资金援助,而是港人被输入的西方意识形态,以及殖民历史留给香港的后遗症之一——公民制度的缺乏。

在近代香港的整个成长历史上,自由主义是英国殖民地历史给香港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功效,更是深深地影响了香港——强调“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的香港比西方世界更具原教旨式自由主义经济色彩,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充满迷思,缺乏辨证认识。自由经济意识让今天的很多香港市民无法将关注点聚焦在民生和经济议题上,以致对香港社会冲突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这种干预比外国直接干预更为有效,对香港的作用更为消极。

所以人们会看到,当世界各国试图搭上中国“一带一路”的便车时,香港一些人反倒选择跳车,认为“一带一路”与自己何干。当北京以经济民生作为核心和主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时,香港社会不少人却消极被动应对,把心思用在政治性议题上,结果加速了社会撕裂。

另外,香港只有永久居民,没有公民。根据现行制度,通常居住于香港连续7年或以上人士可申请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权。这表明该人可以在香港投票甚至参选,这些人本身就是外国人,持有的是外国护照,他们就算是在香港长期居住对香港有了一定感情,又怎么可能建立对中国的认同?

除此之外,香港还有很大一部分精英,持有的是“英国海外公民护照”(BNO),这是英国因应香港主权移交,在1987年7月1日起开始签发予香港居民中具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护照。这些人不能在英国落地,但在实质上却拥有英国身份,统计数据显示,拥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香港居民大约有344万,而目前持有这种护照的香港居民大约有150万,这部分人算不算是“外部势力”?所以说,是香港公民制度的缺乏,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日香港大多数人只谈“两制”,不谈“一国”,因为这些人有很多根本就不是中国公民。

香港存在长期在此居住持有外国国籍的居民,他们对香港的社会议题乃至政治议题占据一定的话语空间。(VCG)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双重国籍都是从政者大忌。例如2017年,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莱德林(Scott Ludlam)被揭发仍然持有出生地新西兰国籍,随后多名议员因持有双重国籍,被高等法院撤销资格。但在香港,非中国籍或在外国有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却可以成为立法会议员。应该说,这一怪象既是殖民问题的历史遗留,也是公民制度一直未能在香港得以确立而形成的流弊。

九七回归初期,香港不少公务员及立法会议员皆持外国护照。为顾及当时的特殊情况,《基本法》第67条规定“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百分之二十。”为方便实际操作,《立法会条例》第37条特别辖免法律、会计、工程等12个功能组别的议员可拥有双重国籍。在行政系统,《基本法》只是规定特首、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等要职,均必须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担任。在司法体系,《基本法》在第九十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但对于其他司法人员的国籍未作要求,从而为香港回归后外籍法官继续影响司法体系,埋下了法律漏洞。

结果,现今香港精英中有相当部分人持有外国护照而非特区护照,如上所述,他们才是中央治港真正要关注的、深入到香港社会内部的“外部势力”。这就导致回归22年来,很多香港人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一部分,还是以为在香港可以做任何事情,不愿意担负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责任。他们一边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很多在国籍上根本就不是中国人,一边却因为是香港居民,甚至还是有影响力的精英阶层,而经常在香港问题上指手画脚。他们当然只会对“两制”有要求,不会对“一国”有任何兴趣。

所以,治港工作要注意“外部势力”,同时又要对“外部势力”进行科学区分。对于赤裸裸干涉、介入香港事务的美英政府和政客,是一种态度;对于那些具有居留权同时却持有外国护照的“外部势力”,则要通过建立公民制度来完善治理。而那些精神上已经皈依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就更考验着中央和港府的治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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