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列评论】科学认识香港价值 继续坚定实施“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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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香港发生的反修例风波,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和分离主义倾向,特别是一些激进示威者甚至将矛头对准中央治港机构与在港生活的内地普通居民,不少内地人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群港人太不懂事、得寸进尺、已经被惯坏了,需要接受教训。少数情绪激昂的内地人,更是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失去了信心、提出香港应“实行跟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国一制”,应该让解放军出动平乱,甚至有个别学者以激进口吻称,“唯一的出路是”让“香港郡县化”。

毋庸赘言,港人的确对修例存在曲解和意识形态化认知,给修例贴上“送中”标签、将矛头指向内地,更是对抗议初衷的扭曲。这暴露出香港人心仍未回归,国家认同存在严重缺失,说明了香港问题的严峻性和挑战性,接下来中央治港工作应该扭转回归后的消极“一国两制”模式,向积极“一国两制”的模式转变。但与此同时,那种主张将香港内地化甚至“一国一制”的论调,也同样不可取。

香港乱局之中,“一国两制”是定海神针,更应坚定施行。(Reuters)

香港的特殊性

1984年邓小平会见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时特别指出,处理香港问题“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这番话切中要害,道出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

现如今,虽然随着国家整体持续崛起,更多内地城市在总体经济规模上正在或已经赶超香港,香港的经济领先优势明显下降,作为香港前宗主国的英国,影响力也早已不复以往,但香港的特殊性仍然存在。

与内地不同,在过去150多年的殖民历史里,香港形成了一套比较教条和僵化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这套体系已经深入每个港人的日常生活,形塑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观,让他们形成比较特殊的集体心理意识,相对于内地,甚至是一种傲慢的共同身份。这是香港最大客观现实,但某程度上也是在上一个周期让香港实现良好、有效经济发展的结果。忽视这一现实,任何治港政策都不可能顺利实施,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明白香港必须坚持“一国两制”的内在原因,但这也说明为什么说要成就“一国两制”也需要耗费非常大的力气。

香港还具有难以替代的国际影响力。香港作为华洋混杂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开放的大都会,她早已成为国际社会一面中西文明交汇的旗帜,有着内地任何城市都难以媲美的影响力和独特优势,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局势、发展始终予以高度关注,今次修例风波期间国际社会的反应就是例证。

香港大学政治学者阎小骏曾撰文称,“各国也具有她们自己在港的具体经济利益”,“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而言,香港更是被国际社会看作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晴雨表”,“香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基地和重镇,其繁荣和稳定反映的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开放大国对外自信的程度”。因此,治港工作既要“坚定自信、坚持原则、有所作为”,又“要充分考虑目前香港各种既有利益关系的复杂格局,以及国际社会对相关举措的反应和接受程度”。

不仅如此,香港管治还对台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香港能否实现良好、有效管治,能否长期保持繁荣稳定,治港工作能否最大程度尊重香港民意、维护港人珍惜的核心价值,直接关系台湾人对于“一国两制”乃至两岸统一的认知和想象。今次修例风波期间,台湾蓝绿政党候选人竞相表态,尤其是蔡英文不断“抽水”,激起台湾人的反中情绪,最终实现民调大逆转,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对此,纵使是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那些有心利用香港做反统工具的声音变得无力,北京也要让香港管治展现生机和魅力。

以上种种决定了治港工作若想保持长期有效、让各方都能接受、达到最优效果,就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一国两制”,保持治港工作的“政治弹性”,既首先确保“一国”底线,又必须从香港客观现实、市民诉求出发,兼顾国际社会的关切,继续展现“两制”的活力。要看到,“一国两制”依旧是陆港之间最大公约数,是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最关键的制度设计。

就像习近平曾在香港回归20年典礼上所说的,“‘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眼下香港局势比较严峻,屡次出现激进违法暴力行为,但相比于“一国两制”的大局,这都是一时一地的风浪,只要对症下药,妥善解决,根本无碍于大局。

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里的特殊作用

除此之外,香港的特殊性对于国家具有极大价值,国家只要能善用“两制”之利,用好香港的杠杆角色,对于国家建设发展、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实现民族复兴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回顾历史,早在毛时代,香港就对国家建设具有特殊的桥梁作用。基于对国际形势的预判和香港特殊性的分析,彼时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暂时不动”“协商解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方针,强调“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此举一方面彰显了对香港实际情况的尊重,让国家在被西方世界普遍孤立封锁的情况下打破缺口,得以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进口物资的特殊渠道。那时由于冷战、朝鲜战争的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禁运政策,香港顺势成为了内地与海外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为内地建设输送了大量物资。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内地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被完全封闭,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当然,这段历史具有偶然性,港人不应沉醉其中,但的确反映了香港在毛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桥梁作用。

到了邓小平时代,香港更是在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沟通窗口作用乃至类似于发动机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在内地各项政策、环境等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港商往往以“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出现,打破海外市场观望情绪,成为内地招商引资的引领者。1978年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厂由港商在广东东莞开办;1980年香港企业家伍淑清注册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内地第一家合资企业;1983年由港商霍英东与内地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正式开业,成为内地首家五星级宾馆;1993年香港联合交易所出现首支国企香港上市……这些“先行者”背后,是大量港商多年来持续的投资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456,900个,实际使用港资10,992亿美元,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54.03%,成为内地外资第一来源地。

伴随港商在内地投资兴业,香港专业的人才队伍,现代化的经营理念,乃至在城市治理领域等方面拥有的世界一流经验都为内地城市拿来借鉴。这其中,不仅是技术、资金、设备的引入,也是人才、经验、制度乃至观念对内地的影响。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理念层面,香港模式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不仅如此,香港还对内地普罗大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有启蒙性的作用,不计其数的香港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在内地广为流传,影响了几代内地人。

进入新时代,针对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习近平曾提到“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是开创性的、持续性的,也是深层次的、多领域的”,主要包括: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可见,香港的特殊性若能在“两制”下善加利用,对于国家崛起极具积极意义。

新时代国家陆续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在更大幅度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实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只要继续利用好香港的特殊性和“两制”优势,就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崛起,发挥新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的快速崛起,正改变着以西方为中心的原有世界格局,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还表现在制度、价值观与文化、文明层面。在这样百年未有的历史性的范式转移过程中,如果能用好香港的特殊性而不是相反地被其特殊性拖累,将会非常有助于减少这一格局变化调整的阻力,顺利实现中国的崛起复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也需要调整心态,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跳出狭隘视角。要看到过去多年以来,与内地坚定不移谋发展、不断崛起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香港日益陷入瓶颈,常年内耗、撕裂,许多港人看不到内地的发展变化,仍然以陈旧过时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审视内地,一再错失融入国家大局的机会,在国家发展中的显性优势日益下降,难掩“失落”之势。如果说内地社会要克服因国家经济崛起而开始冒起的自大心理和傲慢情绪,香港也要克服鸵鸟思维,回归务实理性,审时度势重新定位,利用自身优势融入这个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尽快走出眼下的内耗撕裂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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