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香港立法会前主席:为什么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不值得骄傲

撰写:
撰写:

曾钰成,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民主建港联盟创党主席,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在唐英年与梁振英鏖战的2012年,曾钰成获泛民阵营的媒体发文力撑,认为他是下届特首的最适合人选。2016年更是成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亚洲版封面人物,被称为“香港的希望”。在香港反修例风波发生后,曾钰成为对整个社会有益处,率先提出“特赦”论。

7月31日,多维新闻记者在香港专访了曾钰成。此为上篇。

曾钰成认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并不值得香港感到骄傲。(香港01)

多维:香港反修例运动发展到现在,各方分歧很多,但一个“共识”是大家都认为香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正在发着高烧,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明显不管用了。你怎么看香港的“病症”,还有管用的“药方”吗?

曾钰成:行政长官最后一次公开讲这个事情是两个多星期前,她也说首先会暂缓修例,已经承认政府的工作做得不足,这是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她在最后一次的公开讲话时,点出了在这个危机的背后,其实是香港社会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上一次,2014年的占中运动以后没有解决的。总结占中和这一次的经验,林郑明白了,光是化解了危机,当然现在这个危机还没有过去,就算过去了,如果不解决深层次问题的话,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爆发另一次危机。

所以刚才说这个“病”,就是香港已经有一个很严重的“病症”,这个“病”,可能在病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但是以反应,比如刚才说的“发高烧”,就看到这个问题了。但是“烧退了”,不等于“病医好”。

多维:这一次的逃犯条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么严重的政治风暴?前特首董建华日前公开表示,将矛头对准了台湾和美国,认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香港变成国际博弈的战场,令香港变成反抗中央的基地、牵制中国的棋子”。

曾钰成:外部势力之外,这一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参与反对的一般香港市民,人数众多,这是最大的问题。到最近的一些群众性的活动,还是很多人参加。绝大多数抗议者都是不赞同暴力的,他们都是坚持和平示威的;第二,他们明知道在和平示威中间或者和平示威之后,有少数一部分人会转为暴力的行为,冲击警察、冲击政府,但是他们还要去,而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对于动武的青少年表示理解,尽管他们不支持暴力行为本身。

为什么会这样?就从逃犯条例本身来说,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荡?国务院港澳办的新闻发布会也说了,很多香港市民对内地的司法制度、内地法治的情况不了解,或者有误解,或者不信任。不管在过去十多年里,国家在依法治国方面,在改进司法制度方面有多大的进步,香港市民是不相信内地的法律制度的,有太多负面的例子了,到最近还有。

问题呢,香港人一般是不管的,内地是内地,香港是香港,“一国两制”,内地怎么搞是内地的事,不要影响香港的制度。但是逃犯条例让很多香港人以为这个“防火墙”要拆掉了,要把香港人送到内地去,接受内地司法机构的处理了,所以这就是引起这么大震荡的主要原因。

多维:但《逃犯条例》针对的是逃犯,而不是普罗大众,难道这一点“基本事实”港人不清楚吗?

曾钰成:理性的看当然清楚,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理性分析的问题了。从中反应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一国两制”要成功,一定要靠中央政府、内地对香港,和香港人对内地的信任、信心不断的增加,回归22年,这个还没有发生。

今天的香港人对内地的印象,不能说比回归初期或者回归前要改善很多,反过来,中央政府对香港人的信心、信任,最近这几年也是下降了。怎么看到的呢?像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些话以前是不会说的,不能突破“一国两制”的底线。过去几年香港发生的情况,出现的现象,也让中央对香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戒心,这是最值得我们担忧的。“一国两制”要走下去,要怎样去重建、恢复香港人跟内地以及中央政府互相之间的信任呢?这是从这次事件所展开来讲的。

多维:你说的北京对香港的“戒心”,其实不太恰当。北京始终把香港当做自己的“孩子”,哪个“父母”会对“孩子”有戒心?北京只不过是想让香港更好的发展和繁荣罢了,手法上可能有些不够现代化,不符合港人的期待值。邓小平当年就说的很清楚,一切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曾钰成:因为很多香港市民心中在过去几年积累了比较强烈的,对特区政府,甚至对“一国两制”的不满。不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之前答应给香港人普选的,其实普选的议题从回归以来一直都没有停过,基本法的说法是循序渐进,的确也是循序渐进,虽然步伐慢了一点,但也是一步步有前进的,一直到2007年当时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但很多人认为这个时间表比较慢,但是毕竟有希望了。

所以2007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政治上算是比较平静的。一直到2014年、2015年,中央提出的“831方案”没有通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次失败之后,时间表没了,过去这两年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也没有提什么时候再重启政改,那么“循序渐进”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才有普选?没了。一般的说法是“中央给了你们,你们不要,不要就算了”,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里,普选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希望也没了,你叫他们心里怎么会高兴?

多维:2012年的时候,虽然北京没有清晰回应2017年普选“门槛”的问题,但你对“真普选”信心满满,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不是信念问题,而是逻辑问题,“没有普选,无法管治,就这么简单”。

曾钰成:是的。为什么普选这么重要呢?现在的行政长官是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一般市民的观感也是真的反应事实的,就是这1,200人其实是工商界、大财团控制了很多议席。行政长官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就是你的老板,香港市民和大财团有矛盾的话,例如在房屋问题上,香港现在如果不填海,剩下来能发展的地都在新界,剩下的地都在几个开发商手上,不在政府手里。所以公屋轮候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现在要注册轮候公屋的话,要轮五年半,可能到明年变成六年了,越来越长。私人房屋的房价越卖越贵,现在几万月一平方尺,几十万一平方米,这样的价钱,谁能买得起?

但是,为什么政府不强制从开发商手里收回这些土地来发展公屋呢?因为他们是行政长官的“老板”,所以市民不相信政府会代表他们的利益。1,200人选了之后,还要中央任命,所以另外一个“老板”是北京,也不是市民。如果香港市民跟内地有矛盾的时候,政府是站在市民一边还是北京一边?例如逃犯条例,很多香港人就不相信,不是北京让港府搞的,中央的官员也说了,内地有几百个有名有姓的逃犯到了香港,奈他不何,所以市民觉得还不是中央向香港要人。中央向港府要人,市民不让,那么港府站在哪一边?

所以,普选不是一个政治理想的问题,是很实质的问题。行政长官要站在基层市民的立场,要站在香港人的立场,捍卫香港人的利益,如果你的老板是香港的大商界和北京,市民怎么相信你呢?你越能干,市民就越害怕,这是一个方面。现在普选没了希望了,市民还不出来吗?

多维:还有一个“不满”是什么?

曾钰成:香港现在不公平的现象、贫富悬殊的现象非常严重。香港现在的基尼系数肯定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以香港现在的富裕程度,香港很多基层市民的生活是根本不能被接受的。

多维:很多人住㓥房、棺材房,居住环境太糟糕了。

曾钰成:这真是一个世界奇景,居住环境的恶劣情况,你是想象不到的。现在内地实行社会主义,退休后有社会保障,香港是没有的,老人家也不愿意领取社会救济。另外,富裕的人住得好像皇宫一样,要什么都有。所以相差太远了,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都是满腔热血的,有正义感,怎么能让香港这个富裕的社会,贫穷的情况还这么严重呢?

所以这也是跟特区政府的管治理念有关。香港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在资本主义中,香港搞的一套是很右的,非常保守的资本主义,政府会说自己是小政府,不干预! 全部都是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了。

多维: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特区政府和北京都把这个当做成绩单,其实这个“光环”本身与普通民众没什么关系,反倒可能是一种加剧香港问题的“负担”。

曾钰成: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美国传统基金会在评定自由指数的时候会看十个方面,香港其实很多方面都不是最高分,最明显的是香港是小政府,税很低,福利很少,这让右派非常欣赏。

大概十年前,香港要通过一个规定最低工资的法律,很多的发达经济体都有最低工资,传统基金会飞过来几个人,骂:“千万不要,你们一通过最低工资法,你们的经济自由度马上就下降,我们就扣你们分。”后来香港还是通过了这个法律,通过后还是比很多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右,还是排在第一。但是我认为不值得香港人和特区政府感到骄傲。北京也拿来说。所以所谓的财富在分配的概念,政府就非常看不清楚,所以就造成很多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是英国人管治,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我小的时候家庭也非常贫困,但是我们经过努力是可以上升的。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这个前景。几十万一平方米的住房,一辈子也买不起,那我怎么打拼。很多香港的年轻人结了婚,各自在自己的父母家里住。

但是特区政府每年几百亿港币的财政盈余,都放到财政储备里去了,今年减了一点税,但要是投资、搞养老、增加医院,或者对贫穷家庭提供长期房屋,想办法多盖公屋,是没有的。

多维:明日大屿计划是想做这些事情。

曾钰成:那要等20年。

【香港反修例系列访谈】

对话港府智囊:当意识形态压倒一切 香港问题还有解药吗、

对话叶刘淑仪:换人不换局 香港“三座大山”难推倒

对话香港律政司前司长:为什么绝对不能姑息暴力

对话香港教育界专家:一场注定无解的拉锯战

对话香港教育界专家:地产霸权“紧箍咒”怎么摘

对话香港学者:东方明珠何以沦为“暴力之都”

深度访谈:香港需要向“华为”学习

深度解读:香港风暴应汲取的教训和要解决的问题

对话北京学者:中国港澳办首开腔释放什么信号

从绝望到“革命” 香港年轻人改变了什么

对话香港青年:被“光环”掩盖的真问题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