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立法会前主席:香港需要有“指导思想”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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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钰成,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民主建港联盟创党主席,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在唐英年与梁振英鏖战的2012年,曾钰成获泛民阵营的媒体发文力撑,认为他是下届特首的最适合人选。2016年更是成为《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人物,被称为“香港的希望”。在香港反修例风波发生后,曾钰成为对整个社会有益处,率先提出“特赦”论。

7月31日,多维新闻记者在香港专访了曾钰成。此为下篇。

曾钰成指出,香港的官员有非常强的执行能力,但完全没有做政治决定的能力。(多维新闻网)

多维:你在前面提到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以及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信任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解决起来也不是一剂“速效药”就能治好。面对香港正在发生的“乱局”,正在发的“高烧”,要怎么办?

曾钰成:最关键的是理念的问题,关键是中央怎么看。过去几年,香港是走向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央认为香港人现在靠不住了。一个是有些年轻人就是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就是要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这个一定要大力打击。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管治不是有效管治,让反对“一国两制”的力量在香港发展,一定要严厉处理。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些人(比如港独)根本是没有市场的,香港回归的头十年,中央强调的是争取人心,说现在香港主权回归了,人心没有回归,主要做的工作是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但最近十多年,不再提了,去年11月习近平接见改革开放40周年访京团的时候,重提了这个说法,我听到这个非常高兴。“一国两制”肯定有矛盾的,邓小平也是知道的,在香港社会中反共的人是很多的,问题是要打压这些人还是要争取他们支持“一国两制”呢?邓小平有很广阔的胸襟,“回归以后你们还可以继续骂共产党,但是你一定要支持国家的统一,你不能做损害香港和国家利益的事。”同时要做大量争取人心的工作。

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发现哪些人是敌人,马上把他们压下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整个年轻人,甚至这次参加游行的很多抗议者,是四十岁出头,已经有一定的事业基础的,一般是比较保守的人,是不会出来跟政府对抗的人,这次都出来了。

中央越抓越紧,年轻人就越反抗。我也和他们一部分人谈过,他们也很清楚,也不是要搞香港独立,知道港独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他们会说:“你对我们管得太死了吧,为什么不让我们普选行政长官呢?”

所以关键是中央的念头,香港病了,中央怎么去断症,断错症的话,就会下错药。因为香港有人勾结外国人,要颠覆“一国两制”,要挑战国家对香港的主权,这是“病”,那就要打。港人没有信心、害怕、担忧,有些年轻人就这样说:“你们不是说50年不变吗?现在一半时间都没有过,你们已经变了。”你也很难说他们的感觉完全是错的,现在中央对香港的态度,特区政府对一般人政治诉求的态度,跟回归初期的确是不一样了。

多维:大湾区、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这些,难道不是在“争取人心的工作”吗?而且习近平在2017年访港时候的讲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香港最迫切的还是要解决经济民生问题。至于你说的“为什么不让我们普选行政长官”,尝试过了,是港人自己给否决掉了。

曾钰成:习近平每一次有关香港的讲话都是非常平衡的,都强调为了香港社会、香港人民的利益。但是变成具体的一些政策措施,就走样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你搞好民生、经济,现任的行政长官就非常强调,她上任就说要集中力量搞好经济民生。

搞好经济民生,第一,一般香港人认为这是应该的,没有什么真的非常显著的成就,比如她一来,房子有了,房价下降了,找到工作了。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增长是比较平稳的,每年是平均3%到5%,物价在过去20多年差不多增长了一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20多年增加了不到一成。所以总体来看,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下降。要搞好经济,搞好民生,这是短期内不容易看到的,就是改善了,市民也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此外,过去这两年,有6个立法会委员被DQ(Disqualification,取消资格)了,很多法律界的朋友,他们都不是反对派,他们说:“头两个(梁颂恒、游蕙祯)被取消资格,是应该的。后面四个,有点过分了。连报名现在都取消。”这些事,很多年轻人看在眼里,心里很反感。

多维:如果接下来讨论划定一个普选的时间表,再给一些希望出来,能否化解现在的执拗?

曾钰成:这是很困难的事,如果中央重新检讨在过去的几年,到底在香港执行的政策、方针是不是对头,中央的研究结果认为没错,那也没有办法,那就继续下去,那就加大力度去打击这些反对力量吧。

多维:所以你觉得今天香港的“病症”主要责任是在北京?

曾钰成:为什么呢?特区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英国左翼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最近发表的一段视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香港有一种看法,认为1997年以前,香港经济繁荣是因为香港社会很聪明、很自由,因为它可以顺应形势,因为它是由英国管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严重误解。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1997年回归之间表现不错,只是因为它幸运。”

雅克解释,他说的“幸运”,是指中国从1978年起开始改革开放;在中国逐渐开放的过程中,许多本来内地应该做的事,都要靠香港去做,令香港成为大赢家。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家全面开放之后,香港便不能再依靠过去赖以成功的因素了,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但是,雅克指出,在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几乎没有改变,于是便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香港沿袭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构,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第二,香港延续了垄断型的殖民地经济,少数财团瓜分了经济发展成果。这分析完全正确。

先说第一点,现在回归后,港人治港,北京不替香港做决定了,比如说房屋发展的长远政策该怎样?要不要立法规定最低工资?香港自己决定。但香港官员没有“指导思想”,公务员有非常强的执行能力,但完全没有做政治决定的能力。

第二,香港是自由经济体,其实香港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经济,高度垄断性的殖民地经济,过去主要是英资财团,现在是本地财团垄断。香港的经济就是非常不平衡的,全世界也只有香港一个地方,最富有的人都是搞地产的。内地的马云、马化腾在香港不会出现,像Google、Apple、华为在香港不会出现,香港有能力创业的年轻人跑到内地去了。

多维:这就有一个悖论,你刚刚说香港没有真正有头脑的,有指导思想的政治家,但北京又不能直接去帮港府去考虑这些问题,一考虑就会被指责侵犯到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了,那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了。

曾钰成:这是香港的问题。我多年前就说,香港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也没有出色的政治领袖。但反过来,要是香港真的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的话,那么北京就会担忧,如果不听话怎么办?这是非常深层次的问题。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内地一个官员说,香港回归20多年了,怎么共产党在香港没有地位?好问题。共产党绝对不能在香港有公开活动,但也不能让香港有真正的其他政党,政治领袖只能在政党发展中培养出来。

多维:以你的推断,北京接下来会怎么办?这些天很多的谣言和说法,说解放军要出动了,等等。虽然大多是捕风捉影,不过也从中看到人们对这件事的焦虑和关注度。

曾钰成:中央官员很可能把香港问题放到国际大气候当中去考虑,或者认为外国势力是造成香港乱局的罪魁祸首。如果中央相信香港今天的问题主要来自“外因”,即使特区政府“工作不足”--了解民情失准、疏导民意不力,这都只是次要因素;那么中央或会认为对香港的政策毋须作重大调整,只须一方面加大力度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协助特区政府克服困难,另一方面提醒特区政府查找不足,改善管治。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处理国际矛盾,待国际气候好转,外部势力收敛,香港的局面自会雨过天晴,香港的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多维:但显然“外因”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内因”。

曾钰成:没错,中央政府不大可能只从“外因”找问题。国家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许多港人对国家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对香港与内地融合有非常抗拒的态度;不会看不到在特区里成长的年轻一代中,不少人对特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状十分不满,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不会看不到近期的示威活动中,有不少刻意针对“一国两制”的行为,包括侮辱国旗区旗、展示港英时代殖民政府的旗帜,以及提出带有明显“港独”含意的口号。这些现象反映了“一国两制”实践中的矛盾,不能纯粹归咎于外部势力的干预或者殖民管治留下的影响;单靠“排外”和“去殖”,不可能消除这些矛盾。

多维:处理香港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央会不会采取“一手强硬、一手柔软”的策略?

曾钰成:所谓“一手强硬”,除了严厉谴责冲击“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外,还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和遏止所有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动。近几年中央强调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但已按照《基本法》授予特区政府的权力,中央以往是不会取回直接行使的。

如果要加强管控,不外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更多运用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例如人大释法,或者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二是加强对特区政府的监督,督促特区政府采取行动,例如今年2月,中央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出公函,要求就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事宜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就是中央政府监督特区政府对“香港民族党”的处理。

多维:你之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建议中联办名正言顺地履行职务,是因为中联办作为一线驻港机构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做法么?

曾钰成:这个我认为是应该的。中央在香港有多少个机构?三个,一个是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一个是驻军,一个是中联办。基本法对驻军和外交部的公署都有明文规定,看完整部基本法,根本没有提中联办,所以它在香港根本没有宪制地位。这里有历史原因,回归前它是新华社,回归初期还是以新华社的名义继续运作,后来才改名,但是基本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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