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示威者的怨气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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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对《逃犯条例》得到修订的街头示威活动开始以来,香港不同地区已接连爆发了多起暴力冲突事件,部分示威者无视法治的暴力行为令外界感到惊讶。(Reuters)

如今的“反修例示威”,已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以反修例为诉求的公民示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暴力破坏和分离主义色彩,反修例反倒成了行为正当化的外皮,这样的社会景象,已经与人们认识中的那个香港相去甚远。在这个演化过程之中,很多人不解,为何香港的这些示威者会一次次走上街头,甚至一些人不惜一次次以武相抗?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又是怎样的动机能够让他们坚持违法抗争?

事实上,凡是社会出现大型冲突,背后均有其复杂成因,若是简单将它定性,结论必然是失真的。从今天的香港局势来看,示威者们这股庞大的怨气,更似是一种积累已久后的爆发,暴力宣泄的背后,折射了香港年轻人被种种社会不公压迫,面对未明前路的沮丧,以及任何可能激发情绪的外在因素,都正在潜移默化地将他们一步步推向街头,生成如今的社会乱局。

今次反修例一役中,香港年轻人的反对声音特别响亮,青年武力抗争的街头迹象,更佐证了一股焦躁、怨愤和无奈的情绪,正在香港年轻人之间弥漫。近期,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似乎颇能勾勒出如今这场冲突的构成轮廓,观察这份调查结果,其显示了在15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香港受访者,是远多于同龄支持修例者的,比例甚至达到了四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总体比率,也比40至59岁受访者以及60岁或以上受访者多出很多,由此可以推断,在香港,较年轻的群体是这场冲突的主体。

正因如此,如今,香港政府官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本地的大学校长、甚至是商界名人、法律人士、宗教领袖等各行各业的公众人物,都对香港青年问题表达了关注,在一轮轮街头示威及冲突后,香港社会上不少人很快出来解释,究竟是因为哪些不满,才会令这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时激动地在街头泄愤,仿佛青年问题就是香港社会问题的全部。

然而,何谓“青年问题”,他们却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有人归咎年轻人思想激进易冲动,有人认为示威者精力过剩无处发泄,也有人断定他们受泛民和激进本土派“煽动”,因此逢政必反,可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严格讲,上述认知并非全错,但显然犯了在脱离社会脉络及其他诸多客观因素的情况下,片面地看待青年问题的毛病,导致了很多结论更多是盲人摸象,甚至是一叶障目。事实上,不论这些人提出什么理由,也可能只是自以为是的看法,香港社会所谓的“主流群体”何不坦白承认,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时下青年的所思所想。

从世界各地的经验可知,青年群体的能量总是最大的,这一社会群体也往往最懂得利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身感受和不满,他们的情绪总是最快速、最有效、最集中地在一场场社会波动中呈现出来。换句话说,虽不能说青年困局是一个社会困局的全部,但最起码它是个缩影,两者之间显然是深度关联且无法脱钩的。

最近以来,香港的周末常常是在暴力抗议活动的混乱中收尾,这种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密集的对峙场面,已让更多香港人开始不再同情示威者,并为此类行径感到忧虑。(AP)

就以香港来看,城市的问题千头万绪,只顾纠结于政治冲突的表象,其实是根本无助于治愈沉疴的。近期围绕反修例的连场冲突,背后更多是源于社会经济出了大问题。香港还有太多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及矛盾尚待解决,而今天通过政治喧闹,已经赤裸裸地浮现出来。因为这些原因,这场运动迟早要来,反修例只是个催化剂和导火索,它点燃的是这些年香港年轻人在很多政治和经济民生议题上的情绪积累。因此,今次示威暴露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和一个该怎样处理社会危机的隐藏逻辑,那就是,假如青年困局解决不了,社会困局也解决不了;反过来说,若不触碰社会困局,青年困局亦无从下手。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历史因素、城市经济发展、内地改革开放乃至全球化形态演变等这些内部及外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香港的经济结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出了趋于逐步失衡的状态,社会利益分配出现严重不均,社会资源一面倒地向商界、财团等既得利益阶层倾斜。在这个大气候下,香港青年的阶层上流机会已大大减弱,生活消费遭到垄断,生存生活压力巨大,打拼致富的空间更是受到了剥蚀,凡此种种,定会导致生活幸福感降低,进而年轻人必定心怀怨愤,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发酵,并最终在机缘之下,透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宣泄出来。

不客气地讲,香港青年人面临的社会困局,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而这实际上,又折射了整个香港社会的问题。

就以香港人升学、就业为例,很多出身基层的香港学生,一旦进入大学便会开始背负沉重的学债,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便处于了劣势。离开大学校园后,很多香港年轻人亦不见得就会“前景光明”,由于香港的经济结构高度单一,城市早已被金融及房地产等少数行业垄断,创新科技等新兴行业并不发达,产业结构固化导致许多传统行业职位,特别是中高层职位被少数精英阶层占据,年轻人事业晋升及薪酬上涨的空间被严重缩限。2017年,曾有香港学者调研过香港本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相关统计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香港本地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平均数,仅由14,250港元(1港币约合0.127美元)增加至18,583港元,如果去掉通胀的因素,增幅仅有7.5%。

而在住房问题上,多年来,香港的公屋轮候排期时间屡创新高,本地商业住房的楼价亦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即使一些年轻人有着不错的人生际遇,能够取得不俗的工作职位和薪水,但在扭曲的楼市面前,绝大多数也只能沦为“楼奴”。和住房问题严重性不相上下的是,香港政府长期以来都无法确保普通大众能够“老有所养”,一代代香港人,很多都是老来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强积金勉强过活,这样活生生的教训,眼下真切地摆在年轻人面前,迫使他们便难以放胆追寻梦想,只能为了生存而营营役役,甚至担心日后悲哀终老,令生活幸福感大打折扣。

以上只是香港社会问题之一二,它们盘根错节、不断累积,早已使社会生病。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求学、就业、置业还是生活保障等,香港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不必要的障碍,因为城市里的现行利益结构早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正因为利益分配不公,正因为深层次结构矛盾严重,这些年轻人才会因前路茫茫而满腹怨气,继而像今天这般,违逆社会意愿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

除此之外,今次暴力示威风波,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香港年轻人对内地存在的严重不信任,甚至是对“一国两制”心存偏见。事实上,从时间阶段分,在2019年6月15日之前,整场抗争运动确实还是以反修例为主要诉求,但从“反送中”这类民粹口号就可看出,事件反映的偏见和对内地的误解是尤其深重的。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亦有严重和有意的误导,令部分示威者将“反送中”视为最高诉求,却看不到条例本身的法理基础。

反修例示威走到今天,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暴力破坏和分离主义色彩,反修例诉求反倒成了行为正当化的外皮。(Reuters)

其实,“反送中”三字的内容,可谓既空洞又具体。空洞之处在于,它几乎掏空了《逃犯条例》的所有细节内容和法理认识;而具体之处又在于,它勾起了香港年轻人对内地不信任和恐惧的具体情绪。

以“两地区隔”理解“一国两制”实为不妥,但香港民间长期以来都充斥着这种错误认知,很多年轻人长期被这种错误认识误导,而且香港被殖民了一百多年,港人已对国家的观念甚为模糊,就算是一些年长的爱国者,他们爱的也很可能只是极为抽象的“文化中国”或“历史中国”,更难想象,对家国观念严重缺乏认知的香港年轻世代,又怎能很好地树立起正确的国家意识。

长期以来,一些社会舆论会将香港年轻人极度缺乏国族认同的问题,归咎为反对派、民粹媒体的“误导”,但香港本来就是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因为如此,港府官员更应该具备较高的管治智慧,并负有很大责任去改变这种现象,以更迎合年轻受众的方式,有序、有法地推进相应的教育宣传政策,让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尽快加强对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识,主动挽回新生代港人的人心。

香港主权回归已过二十二年,在保住香港特色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陆港两地的有序融合,只会对香港的前途更好。但可惜的是,在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仍然完全看不到这一点,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个城市的执政者又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年轻人尽快认识、适应甚至是接受这种“一国两制”的新常态?香港的青年不信“一国两制”,香港的从政者们负有很大的责任。街头的乱象历历在目,现实为鉴,星星之火的确可以燎原,如果香港的政治精英们继续无视青年问题,不去正视这一问题背后的本质,让年轻人继续陷入抗争的漩涡,那么,未来又谈何让社会真正恢复秩序,让民心真正趋向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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