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面对香港风暴 北京需要一场“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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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4日,周日,香港金紫荆广场,工人们在一尊1997年由北京遗赠的巨型花卉雕像基座上涂鸦。(AP)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这是目前北京官方和媒体最常用的一句话。不消说,这句话中,既有无奈和感慨,也有愤怒和焦虑。这样的复杂情绪,在内地各个阶层中广泛而普遍。

无奈的是,香港回归至今22年时间,“一国两制”也实践了这么多年,内地对于香港的特殊关照和放任自由,换来的却是港人的离心离德,是“反送中”;愤怒的是,眼见国徽被涂污,国旗被扯下扔入海中, 却只能任由形势继续恶化,解放军也轻易出动不得。

在内地官方媒体一端,愤怒的情绪呈现一边倒态势,而且措辞越来越激烈。举例来说,8月4日新闻联播播发《央视快评》:香港不能无休止乱下去。其中写道,“那些胆大妄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乱港小丑,必将被依法严肃追责,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要正告那些抱着幻想、企图继续乱港的狂徒暴徒,你们的猖狂放肆,必定会付出代价。请迷途知返,放下屠刀!”

再如8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文称,这边厢,极端暴力分子乱港之心不死,丧心病狂,烈度升级;那边厢,一些外国政客公然支持暴力抗法分子,大放厥词,煽风点火。“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对法律,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法律自会找上门去;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一次次地以践踏法律为能事,就必然被绳之以法。”

官方媒体轮番亮剑之际,8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媒体吹风会,也再次就几个核心问题上呈明了北京态度。

先是怎么看。北京还是一贯的切割思路。按照发言人的说法,在香港当前乱局中,站在前台的是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居中的是部分被误导、被裹挟的善良市民,但幕后怂恿、支持激进暴力分子的则是香港内外的“反中乱港”势力。 他们明目张胆地为激进暴力分子撑腰壮胆,明里暗里进行协调、指导和资助。他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竭力鼓吹所谓“公民抗命”甚至“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的歪理邪说,美化、怂恿激进暴力活动。他们鼓动激进分子大搞所谓“不合作运动”,实施“极限施压”,企图迫使全体香港市民卷入政治纷争,激化社会矛盾。

接下来,香港怎么办。发言人一边给出方案一边喊话,方案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喊话的对象也各有不同——面对广大香港同胞,呼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一旦乱局不可收拾,谁终将受害?谁终将受益?而面对那些肆无忌惮的极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他们背后的黑手,则发出严厉警告:玩火者必自焚,该来的惩罚终将来到。

8月7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在深圳联合举行香港局势座谈会,根据已知的消息,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开场发言中坦言,修例风波持续至今,愈闹愈大,暴力活动愈演愈烈,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面对这样“最严峻的局面”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北京究竟该怎么办?

激进一方认为,北京是时候出手了,张晓明也坦言: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更通俗的说法是,北京应直接出动驻港解放军,深圳6日举行的公安大规模演习,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从最初中国国防部记者会被问及此事,到后来国务院港澳办记者会,北京的态度已经很明确,相信特区政府能自己处理好。换言之,不到万不得已,北京不会出动解放军,介入香港平乱。之所以各种谣言满天飞,其实里面也包藏了一些人的“祸心”,因为一旦解放军介入,便又是一场狂风暴雨,而且有了这样的介入,此前的抗议活动甚至是暴力行为,也都仿若变得合理和正当。

没有道理可讲,意识形态压倒一切,在极少数暴力分子的裹挟下,这就是香港目前的现实。如同这场风暴的源头——《逃犯条例》一样,原本针对的对象是逃犯,最后却成了全体港人同仇敌忾的催化剂。

其实对北京来说,比使出语言暴力大棒更紧要的,是痛定思痛,彻底反思香港问题。回看这场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风暴,其中固然有特区政府操作手法的问题,也有极少数暴力分子挟民意搅乱香港的“祸心”,但“反送中”这一极具煽动性的口号之所以能“应者云集”,港人之所以对内地普遍不信任甚至恐惧,北京确实也需要进行彻底反思:“一国两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内地对香港社会的把脉是否过于单向度?如何在“全面管制权”和“高度自治权”之间达到动态的平衡?统战工作是否形同虚设甚至走向了反方向?涉港机构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以这次反修例为契机,进行一场“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之外,也应该认识到,香港这场风暴带着偶然性之外的必然性。正如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会见戒严部队时说的话,“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同样地,对香港来说,眼下国际的大气候和自己的小气候都正处于转捩点,大气候是中国的不断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小气候是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裹挟的香港再难对此视而不见,所以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在偶然性中发现问题,在必然性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北京需要有这样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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