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暴制乱”并非香港骚乱的终局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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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反修例,在暴力与抗议的声浪中继续发酵,没有退潮的迹象。眼见乱局愈发扩大化和不可控,北京一再喊出“止暴制乱”,目前各方也在呼吁动用“紧急法”来平息风波。虽然恢复秩序紧要且迫切,但不得不说,“止暴制乱”只是当务之急,却并不是也不该成为整场风波的终局。因为“止暴制乱”的同时,对香港来一场彻底的刮骨疗毒,才是长远计。

其实当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追问“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时,背后还隐含着另外一个问题:香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没错。今天的香港的乱局,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也不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修例可以解释的。放在回归至今的22年时间里来反思,或许能理出一些头绪,给出一个方向。

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平息,并不是香港问题的真正终局。(Getty)

香港当年回归,邓小平将原本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用在香港身上,是基于很实用主义的考量。按照邓公当年的想法,香港主权这一核心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留待以后慢慢解决。可现实情况是,香港回归这一事件本身,让很多潜在的问题无限期的搁置下去,甚至某种程度上延误了香港问题的爆发,比如国民教育的问题,再比如去殖民地化的问题。再加上港英政府在离开之前埋下不少“雷”,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遗留问题。因为“问题”一直被遮蔽和延误,所以回归之初的几年时间里,北京一直抱持着“不干预”和“井水不犯河水”的对港政策。

一直到2003年,因23条立法问题导致50万人上街,让北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不干预”之外还需要“有所为”。可因为对于23条立法的反对很快退潮,再加上随后几年北京陆续释放的“善意”,比如通过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加速香港经济好转,以及2007年承诺的普选时间表,让香港问题再次搁置下来,北京涉港机构也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所为”就可以挂一漏万,大功告成,接下来只需要坐等2017年的普选。

不料想,遗留的问题和矛盾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好转和政治上的承诺而自动消解,反倒在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港铁进食、小孩随意大小便等矛盾中走向撕裂。香港甚至一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蝗运动”,对内地的反感和敌视程度可见一斑。再后来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让北京第一次切实地意识到,再不调整对港政策,再不加强全面管治权,香港问题或将积累成为大问题。北京的底线,也从邓小平时代“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样的底线之变,在没有任何矛盾时不被很多人感觉到,可是当2014年北京首次就香港“一国两制”落实发表白皮书,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以及中国人大推出政改方案连落三闸,并由此引发持续近百天的占中运动后,矛盾和问题开始集中喷涌。至此,港人心底的那根刺,已经越扎越深,对北京的不信任甚至恐惧感,在经济优越性不再的参半下,日益成为一个“火药桶”,只要有零星的火苗,就能一触即发,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

但占中运动以及随后的旺角骚乱,并没有叫醒一些装睡的人,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矛盾随着运动的平息再次被表面的稳定和繁荣所掩盖。甚至于,当街头运动不再,“一地两检”在些微的争议声中顺利通过,再加上广深港高铁、粤港澳大湾区等形成的经济上的融合态势,让很多人错误和乐观的估计,香港已经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开始向经济民生全面进击。林郑月娥在没有充分征询各方意见的前提下,贸然启动对于《逃犯条例》的修订,不正是“错误和乐观估计”的结果吗?

正如我们一贯强调的,香港今次的反修例运动,虽然带有偶然性,但不管是从香港自身回归至今22年时间里的“小气候”来看,还是从整个世界大变局的“大气候”来看,都是带有必然性的。在偶然性中发现问题,循着必然性的逻辑解决问题,才是当下该有思路。而要真的解决问题,没有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和刮骨疗毒式的改革,香港绝不可能轻易“涅槃重生”。具体到今天的乱局,“止暴制乱”固然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但如果将此作为终局,那么香港还是无法脱离恶性循环,另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运动恐怕在止暴制乱之后很快又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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